武汉大学基层治理现代化高端论坛学术研讨会纪要
张杨波等整理            
 
2019年10月11-12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揭牌仪式暨基层治理现代化高端论坛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报告厅顺利举行。本次论坛的主要目的是围绕当代中国城乡基层治理的重大论题，探讨基层治理研究的可能进路，总结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有益探索。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等三十余所高校的七十余位专家出席了本次论坛。论坛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上午是主旨报告，下午是分论坛报告。四十五位专家先后为广大师生做了精彩的学术发言。论坛现场座无虚席，嘉宾发言精彩纷呈，会后听众反响热烈。下面是本次论坛的学术研讨会纪要。
10月12日上午10:10—12:00，主旨报告会在社会学院报告厅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五位专家为师生做了五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主旨报告会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研究员以新中国七十年发展的宏大主题作开篇，总结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四大成就：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二、基本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人民安居乐业；三、减贫成就巨大，即将迎来全面脱贫；四、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全民，健康水平普遍提高。七十年建设成就表明，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快速提高是中国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稳定和民心向背的关键所在。他基于对我国社会发展趋势和挑战的判断，提出六大面向未来的重要议题，包括警惕“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探索社会转型新格局、充分挖掘新人口红利、正视老龄化机遇与挑战、进一步促进大众消费、开启新贫困标准下的反贫征程。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宋亚平研究员围绕党的基层建设与农村社会治理议题展开论述，他在肯定党在农村的组织建设工作所取得成就的同时，重点关注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他指出，在农村社会发展变迁背景下，基层党组织领导农村工作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需要与时俱进，不仅要选拔和培养人才，还要注重社会多元环境的制度理性对人才的影响。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加大对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还需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和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力量。
北京大学张静教授从政治社会学视角探讨社会治理中的理论问题。她指出在转型社会中，国家对新出现的体制外社会类别的识别和结构性吸纳是维持社会稳定秩序的关键。青年群体由于其社交、资源、社会地位、结构分化等方面的特性，是社会中相对不稳定的一个群体，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系统在青年的身份预期和职业结构方面提供更好的平衡和匹配。她回顾了传统社会的上下分治到建国后新双重治理结构的演变，指出传统治理结构在当前流动型社会中的瓦解造成了基层失序，因此需要探索适应新型社会的公正提供机制，需要构建以公共组织为中心的利益关联纽带作为新的共同体依靠。
北京大学谢立中教授首先概述了贺雪峰教授关于我国城镇化水平的预测和乡村治理的方案，指出未来还有多少人生活在农村是回答该问题的关键。基于城镇人口等于总人口与农业可容纳人口和不愿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之差这一估算原理，他梳理了现有关于我国人口总量、产业结构以及GDP增长率的基本预判，测算出未来30年我国绝对剩余人口的数量与贺雪峰教授对农村人口的估算是十分接近的。城镇或乡村，对这部分人口当如何安置是我们需要重视和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翼研究员讨论了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同构性，提出阶层是理解我国朝向消费社会与数字社会变迁的重要维度。他援引了多组关于不同社会阶层在网络使用、信源选择偏好、意见表达偏好、媒体与舆论监督、线下活动等方面的数据，证明了网络社会中存在的阶层性问题。他指出中国社会的中产化过程也是中国社会的网络化过程，该特征造成了阶层化的社会话语霸权。在网络社会实体化趋势下，社会治理结构也需要适应现代社会特征而做出相应调整。
 
第一分论坛现场
10月12日下午2:30—6:00，第一分论坛在社会学院报告厅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等高校的10位专家做了精彩发言。
南开大学关信平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论基层公共服务管理与居民自治功能的分离与协调》。他指出我国基层管理受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双重影响，阐释了政府公共管理服务职能与居民自治目标与功能的关系，提出完善基层治理的方向是做好政府公共管理服务职能与居民自治之间的相互协调，实现政府机构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在功能性上的分工。
中国人民大学冯仕政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群众、社区与基层治理》。他指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处理治物与治人的关系，关键在于要从硬件设施建设转向社会建设。他通过分析城市小区物业管理问题，指出进行社会建设的关键是组织群众，同时也要处理好党政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南京大学成伯清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市域社会治理刍议》。他梳理了社会治理指导原则的历史演变，在阐述当前社会治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批评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出现的内卷化态势，接着以市域社会治理概念着重分析市域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和实现路径，指出要综合运用社会公共政策，通过改善民生、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进而来应对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石英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深度学习术与饱和经验法》。他先介绍了人工智能基本方法原理和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里程碑，接着用人工智能领域中的暗知识与默知识概念来理解华中乡土学派提出的饱和经验法，他认为饱和经验法与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术具有一定相似性和类比性，最后提出社会学发展应当追求科学与人文融通、从精确分析的还原论到模糊认知的整体论、从复杂性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三大目标。
清华大学王天夫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五个问题的讨论》。他指出当前社会学界关于方法的争论逐渐变少，出现了学者各自为政的趋势。他建议我们需要从五个方面来深化对社会学方法的认识，分别是西化引进与本土化关系的问题、理论主义与方法主义关系的问题、经验主义与人文主义关系的问题、定性与定量关系的问题和建立学术圈子与拓广学术影响的关系问题。
中山大学王宁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发展中的消费悖论及其超越》。他指出我国不平衡发展政策的形成既是出于后发展国家的经济逻辑，又是嵌入在本国的社会—文化脉络当中，这种不平衡发展将会孕育出一种消费悖论，而社会转型的滞后又有可能由于消费悖论而陷入发展的陷阱，他在研究结论中指出我们要走出“消费悖论”的陷阱，必须要在不平衡发展的政策效用延续空间用尽之前尽快启动社会转型。
     复旦大学李煜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收入的代际流动—社会学的视角》。他借鉴经济学代际收入分析的成果和技术，坚持社会学的地位结构视角，分析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机制和后果。他将父代收入看作父代家庭资源的一个维度，以“家庭背景”概念整合家庭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以家庭作为多种资本汇聚、转换的场域，在避免经济学单维路径分析局限的同时，构建出影响代际流动性的社会学理论命题。
      武汉大学慈勤英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目标导向”社会服务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她发现当前一些社会服务评估与公共服务评估具有同质性，无法体现评估对象作为“特殊的公共福利服务”的性质。她提出“目标导向”的社会服务评估模式，认为坚持“引导式”评估模式的关键在于，通过服务表现监察制度给服务提供机构以明确指引，引导其在服务数量、服务质素、服务表现以及机构管理上有目标方向、指引参照、示例模仿以及量化规定。
武汉大学桂华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强国家时代的基层治理》。他系统梳理了我国乡村基层治理阶段演变以及当前面临的形势变化，认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处理好国家与基层关系、民主与民生关系以及基层社会体系重建问题。
 
第二分论坛现场
10月12日下午2:30-6:00，第二分论坛在社会学院102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厦门大学等高校的10位专家做了精彩发言。
厦门大学胡荣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社会资本与警察和公众合作意愿》。他从社会资本角度研究了中国警察与公众合作意愿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人民群众与警察合作的重要性得到政府认可，“群防群治”得到广泛实践。从西方理论看，信任和警民之间的合作密切相关。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变量中，社团参与对政府信任具有强相关，邻里关系和社区集体抗争则关系不大，而政府信任又会极大提高合作的意愿。
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从三农问题到农政研究》。他分析了国内三农研究与国际农政话语之间的勾连。三农概念对政策贡献大，但学术意义不甚很大。而事实上，三农问题在国际农政研究中有深厚的学术传统，需要构建中国的农政理论。社会研究需要与国际话语对接，这样有利于提高本土研究的理论意义。
北京大学周飞舟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脱贫与乡村产业发展》。他以脱贫攻坚战中的乡村产业发展为对象，阐述了当前脱贫攻坚面临的主要困境：当前还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不断外流，而产业脱贫的症结恰恰在于缺乏劳动力。乡村产业发展症结在于，产业发展需要在村庄社会“扎根”。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产业兴旺，需要建立以城镇、中心城镇和县城为核心的产业带体系、公共服务体系，重视人而非“劳动力”的问题。
南京农业大学姚兆余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外出务工经历、职业分层与农村居民社区建设需求》。他以江苏省农村社区建设为调查对象，指出农民职业分层、外出务工经历对社区建设需求有显著的影响：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对社区建设的需求更高；农民的职业分层越高，要求就越高。农村社区建设以农民为主体，需要回答具体是哪一部分农民为主体。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顾海娥编审的报告题目是《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解决路径》。她指出当代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比一般贫困地区更为严峻。报告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贫困户在脱贫攻坚中的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策制定不精准，资金投入有限；企业过分追求经济利益，与政府和民族地区存在冲突（资源开发）；社会力量参与不足；贫困户自身参与不足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建立能促型政府、新型义利观、新慈善理念、自助观念等方面入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童根兴编审根据其学术出版经验，做了《博士论文如何成书》等报告。报告介绍了2018年开始的出版总量控制对学术出版的影响，指出好的专著需要从传播，学科、地域、主题等方面扩展，并详细介绍了书名、目录、行文等成书技术的操作策略。
北京师范大学董磊明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制度实践中的生活逻辑：非正式运作的社会基础与运行机制》。报告认为，制度逻辑和生活逻辑是对立统一关系；两者相互匹配又经常出现背离与回归。非正式运作的本质是行动者将制度逻辑按生活逻辑运作。非正式运作的前提在于，人是社会关系综合，人与人之间有多维关系。因此，人们可以在正式场合以非正式身份交往，且不断“切换频道”。非正式运作的主要特征是人格性、权宜性、道德性，背后运作机制是将普遍主义关系切换到敖特殊主义的关系。非正式运作既是一种治理技术，也是一种治理艺术。
华中师范大学江立华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新型劳动时间控制与虚假自由体验》。他以外卖骑手劳动过程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平台经济兴起后的新型劳动时间控制的机制。平台经济具有弱空和自由决定工作时间的特征，容易吸引年轻人，符合个体化时代的“为自己而活”的想法。就骑手而言，平台通过严密的实时劳动记录、监控主体扩大和制造时间紧迫感，建立了骑手的内化时间观。然而，新型劳动具有极强的隐匿性，劳动时间侵蚀生活时间，其自由体验是虚假的。
上海大学袁浩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网络社交媒体与主观幸福感》。他以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为出发点，解释了互联网社会交往是否能让人们更幸福的问题。报告认为，中国人的社交有独特性，网络社交行为也有熟人社会特征。总体上，网络社交有利于提高主观幸福感。网络社交会促进主观幸福感；好的邻里关系会促进幸福感。而邻里关系发达，则网络社交对幸福感影响不大。
河海大学王毅杰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异地中考政策、父母教育参与和随迁子女教育期望》。他指出异地中考政策在各个城市表现极为不同，其集体性排斥和个体性排斥的机制也有所差别。考虑到父母教育参与这个因素后发现，异地高考政策给随迁子女教育期望带来的影响明显降低，父母教育参与在政策和孩子教育中间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
 
第三分论坛现场
10月12日下午2:30-6:00，第三分论坛在社会学院112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等高校的10位专家做了精彩发言。
上海大学张文宏教授的报告题目是《70年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梳理了七十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的宏观机制：新中国成立后以政治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这里主要按照政治意义、政治面貌和政治表现来划分；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和财富为核心的多元分层标准取代了过去的单一政治标准，社会分层领域出现了五种新的分层机制，分别是收入财富、教育与专业资格、职业、消费品味与生活方式和以资源贡献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社会分层机制变迁意味着先赋性指标不断弱化，职业结构高层化与白领化趋势加强，农民阶层日益分化和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产阶层的核心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职业共同体建设和社会群力培育——以民生公司为例》。她以民国时期的民生公司为例，访谈了民生公司的15名在世人员，研究发现民生公司在组织动员力的基础上形成了职业团结，推动了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并培育出一种社会群力。在应对危机策略方面，民生公司采取了“现代集团建设+现代集团生活建设”的方略，最终实现职业整合人群和培育社会群力的目标，而国家情感的融入是民生公司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南大学李斌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分化与效率：中国城市住房改革四十年》。他指出中国住房改革的主导逻辑是市场化，改革目标是减缓住房短缺，把公房商品化，实现住房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住房改革进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2002）是福利住房货币化，住房实物提供、配置与差异性住房政策的推出；第二阶段（2003-2017）是采取分化的住房政策，原因在于不同层级城市（同一城市内部不同社区类型）的住房价值差异拉大，居民家庭年收入和住房价值关系的不断强化使住房变成价值增长的机器。结论指出化解住房难题是设置商品房制度和保障房制度，要重新激发单位积极性，解决住房问题。
西安交通大学卢春天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找回环境维度》。他对“生态视角”下的社会学研究变迁进行了理论思辨，指出现代社会学对物理环境的兴趣，是源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引发的环境问题。他着重介绍了国内学者在环境社会学上的研究进展，包括找回环境维度、环境问题的社会成因、环境问题的社会影响、环境问题的社会反映等等，而内湖湖泊环境研究、草原环境研究和海洋环境研究是当代中国环境研究的特色。环境和社会密不可分，社会学家有必要思考在社会变迁进程当中，重新找回环境的维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赵晓峰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庙、庙会和关中农村区域社会秩序的整合》。他在关中地区驻村观察，发现庙会在关中农村有宗族祭祀、市场交易和人际交往的功能。关中地区的农村以自耕农为主，人地关系趋于缓和但由于干旱灾害频发，对关中农民来说，利益诉求不是来自世俗社会而是来自对超自然力量的膜拜。他通过对关中农村、川西农村和华南农村的横向比较，发现关中农村通过庙会实现了社会秩序整合。
华中科技大学吴毅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治道转型视角下的政治社会重构研究》。他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和实践产生的悖论现象需要运用新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来分析，接着他用政道和治道视角来重构政治社会的概念。他指出研究核心是探究社会变迁，即共产主义革命下中国体制建构适应到后共产主义政治转型的研究。他希望构建一个新分析框架，以政治社会为核心，包括形塑背景，结构要素和日常呈现三部分内容，借助这个框架来解释悖论现象。
山东大学林聚任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农村新型社区化发展及其治理——基于山东省的分析》。他发现山东农村在社区化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的“造城”运动，这将导致五大问题：行政力量主导明显，社区建设力量单一；社区基层组织体制不健全；社区职能管理不到位；社区整合不够；社区居民非农就业不成分。他指出要从五个方面来化解上述难题：一是逐步建立城乡一元化的社区组织体系；二是注重社区多元主体建设；三是注重创新社区组织管理模式；四是注重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五是注重制度和法制建设，促进新型社区有序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尉建文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管中窥豹——从智库的视角看中国社会治理》。他系统介绍了自己目前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议题。他的研究层次有基层社会治理，县域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国家十四五社会治理发展规划。他的研究议题包括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新进展，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标构建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社会治理和新中国七十年社会治理。他在报告中指出学者做研究既要把握政策导向，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又要坚持实践导向，关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和政策创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尹海洁教授的报告题目是《高校国际学术交流的乱象和治理》。她发现近二十年来，一些国外高校人员来中国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时，通过建设后现代研究中心和举办过程哲学讲座来吸引在校学生的注意力，存在明显的政治目的与诱导，报告建议高校在以后开展类似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时做好必要的内容报批和审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谭明方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基层治理的意涵》。他首先界定基层的社会学内涵，基层就是在一定时空中人们共同活动形成的关系结合体，例如街乡政府和街乡居民就是这种具体社会。基层治理就是影响基层社会的秩序和进步以及运行状态的关键因素，基层治理是为基层确立目标、手段和评价结果的标准，基层治理效果直接关乎到人们的生活状态。社会学研究基层治理的方法与社会学理论解释社会系统中的政治活动的实质内容有关。
 
第四分论坛现场
10月12日下午2:30-6:00，第四分论坛在社会学院203会议室举行，来自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10位专家做了精彩发言。
华东师范大学文军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与未来趋势》。他指出社会治理面临价值上的再定位，方法和行动上的再选择，以及结果上的再塑造问题。接着，系统梳理了学术研究中六大类60多种有关治理的概念界定，指出社会治理是要通过结构性制度安排重点解决纵向不同层次的问题和横向上不同领域的问题。研究结论指出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的趋势应该是朝着整体性治理、文化情感治理、全球性流动性治理、共治共享型治理和预防预见型治理等方向发展。
山东大学宋全成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中国语境下的城市社区自治如何可能？》。他指出讨论社区自治要注意“中国语境”，其四个特点是强政府、弱社会、重政府管控轻社会治理和社区组织软弱。他发现社区缺乏有效治理主体的问题，认为社区自治中的多方主体参与要想形成，处理好社区居委会和基层党组织的关系非常重要，发挥好社区精英的作用尤为关键。最后，提出要建立社区自治的内在机制，在政府放权前提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
云南民族大学包智明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城镇化背景下的草原生态治理与牧区发展——基于“流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他用“牧民流动性”的框架解释了草原新型生态问题的成因，指出片面强调牧民搬离牧区、定居城镇，不仅会造成牧区人、财、物流失，也会带来牧民流动性的消解与牧区社会治理资源的消失，在影响牧民生计与草原生态的同时，最终也影响牧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以牧业合作社、草原生态旅游业等方式推动的牧区重建，不仅让牧区逐渐恢复了生命力，而且促进了牧区新型城镇化发展。
华东理工大学何雪松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流动性与社会治理》。他首先梳理了“流动性”的理论谱系，提出人户分离和身心分隔的流动性社会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政府采取的精细化、再组织、下沉和监控的治理手段，其实是建立在固态社会想象上的策略，并不适应流动社会的需要。他提出应该从“以人的流动为常态”、“联结/网络”、“不在场的在场者”、“情感治理”等维度重构社会想象，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适度治理。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董实忠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小区业主组织的发展困境》。他通过对武汉市10个区80多个街道的调研，指出业主组织应定位为社会组织，功能是维权和管理，小区业主组织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研究发现建议应加快促进社会组织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和市场化发展，进一步明确业主组织的组建程序、运行机制、职能关系、监督激励机制、智能化平台与治理方式，充分发挥业主组织积极性，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品质化水平。
中山大学蔡禾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城市社区参与：一个描述性的报告》。他通过分析2018年中山大学CLDS调查数据，探讨了当前城市社区参与状况。他的调查发现，第一，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不高且存在明显地区差异。第二，社会组织对于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确实存在影响，但是与入区社会组织相关。他认为这可能与社区内社会组织主要是互益性为主，而入区社会组织主要是公益性为主有关。第三，社会工作者对居民社区参与没有显著直接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社工作为专业人才的作用是通过入区社会组织来体现。第四，党员在社区参与中的作用非常明显。
南开大学宣朝庆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感通：儒家治理理论的基础》。他指出“仁”是儒家治理的情感之维，是推动治国理政者、社会治理的参与者由自然人向道德情感人转变。接着，他提出感通是儒家道德情感的生成机制，通过社会教化和礼教传播来实现，而感动之所可能，就在于认同的作用，且具有厚重的文化基础。结论认为要在治理政策的研究之外，重视文化脉络中的治理逻辑的研究，还要从中国人的道德情感出发，呈现治理的基本逻辑，重视对治理者的道德要求，强化治理的文化规定性。
湖北社会科学院徐楚桥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标准化与社会治理》。他系统阐述了标准化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关联，两者都具有公共产品属性，都具有内部连通性等。当前社会治理标准化存在的问题就在于缺乏意识、行业标准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执行不够严谨。结论提出六条加强社会治理标准化建设的建议：一是提高对标准化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是积极开展社会治理标准化文化建设，三是积极开展相关试点，四是建立完善标准监督体系，五是提高执行力，六是加强人才培养。
安徽大学吴理财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乡村治理70年的初步思考》。他以1978年为节点将70年历程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是要建立同计划经济和全能主义国家相适应的乡村治理体制，后三十年则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其中有两个基本的演变逻辑，一个是从集权向有限可控分权的演变，另一个是从集体化、国家化向社会化、个体化的演变，一以贯之的是遵循“国家”的基本逻辑，却始终没有解决好农民主体性缺失的问题。乡村治理的未来应该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高度重视农民的主体性。
云南大学谭同学教授报告题目是《差序格局，文化亲密与群体边界——渡桥镇“官场”的人类学分析》。他用两个基层官员的仕途沉浮展现了基层“官场”中的多重差序格局，揭示了亲属关系、战友关系、同学关系等不同类型私人网络在派系政治中作用及其限度。报告指出，派系形成是官员尝试用“差序”的私人关系网络，克服科层制下工作开展、机会竞争等方面不确定性风险，它为“内部人”提供一种彼此心知肚明、无需亦不能言说的亲近感和稳定的合作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