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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家、学者——傅斯年
傅斯年，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

曾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代理校长（1945-1946）和台湾大学（1949-1950）校长。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傅斯年的爱国不是一场爱国秀。在抗战胜利之前，傅斯年患病，蒋介石劝他去美国就医：来回差旅费与医疗费等一切费用，政府全包。这番好意，傅斯年却不领情：敌人未灭，国难当头，自己为何要离开？1935年，神州大地风云变幻，形势危如累卵，日本人大肆鼓噪“华北五省自治”。畏敌如虎的人极其天真，主张将北平降格为“中立区”，为此发起建立北平文化城运动。一时间，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值此敏感时期，胡适身为“低调俱乐部”成员，发表了附和政府妥协政策的软性言论———《保卫华北的重要》。傅斯年读罢此文，怒不可遏，大有冰炭不同炉、薰莸不同器的愤慨，他宣称要退出《独立评论》杂志社，与胡适割袍断义，割席断交，幸得丁文江居中斡旋，多方调停，傅斯年才与胡适言归于好。“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更爱祖国！”如此理解傅斯年与胡适的友谊，则庶几乎近之。胡适也是爱国的，但他一度被自己的那个“和比战难”的论调绊倒在地。抗战期间，傅斯年为儿子傅仁轨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嘱咐他“日习数行，期以成诵”，告诫他“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乎禽兽者几希矣”。北平市长秦德纯上任伊始，设宴款待教育界名流，他板起面孔，虚声恫吓，要大家看清形势，知所进退，还公然为敌张目，大放厥词，“在日人面前要保持沉默”，以免惹祸，俨然出面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招降。当时，全场名流面面相觑，噤声无语，气氛固结而凝重，唯有傅斯年愤然作色，拍案而起，当面教训秦德纯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是国民政府的官员，不要站错了民族立场。他宣称，当此国运悬于一线的危急时刻，身为学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反抗的态度和不屈的精神，赢得了众多学者的敬重。嗣后，一二九学生运动发出示威的强音，使得北平浑浊的空气为之一清。当时，亲日派嚣张，日本特务猖獗，傅斯年严正表态，很可能招致血光之灾，但他大义凛然，毫不畏缩。1945年抗战胜利，傅斯年已五十来岁了，却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然后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如小孩一样，走向街头，尽情狂欢，“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晚上，孟真疯了，他从聚兴村住所拿着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乱舞得忘乎所以，“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也脱手了”，痴痴癫癫，傅斯年爱国爱得真痴。有大爱，便有大恨。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本来要让胡适当北大校长，其时胡在美未归，便请傅斯年执掌北大。傅斯年规定：凡做了伪北大教员的，复原后的北大一概不聘用。话说得十分决绝，“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组织的人插足其间。”容庚在伪北大任过职，还想继续到北大教书，到重庆来跟傅斯年套关系，傅公一见他，一点面子都不给，对着他大拍桌子：“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傅斯年这次拍案大怒，次日《新民报》做了报道，标题是：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看更多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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