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因生态环境与陆地隔绝，“孤悬海外”成为人们常常想到的文化形态，岛屿也因此演变为了“孤独”的代名词，正如经常被人引用的纪伯伦在《孤独》中说的一段话，“生活是孤独海洋中的一个岛屿。……你的生活是与所有岛屿和所有地区相隔开的一个岛屿，尽管你派舟船去到别的一些海岸，尽管舰队也来到你的海岸，可你还是你，还是那个因其痛苦和欢乐而孤独，因其思想而遥远，因其秘密和隐幽而不为人知的岛屿”。在此认知之下，岛屿人群的思维方式也常被贬称为“岛民意识”。不过，从历史上的海洋网络构造看，岛屿并非真的孤立，它是海路联通的节点，也是海洋人群流动和交融的主要据点。进入近代，海岛更是成为支撑海洋文明的支点。近代厦门开埠之后，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是以鼓浪屿和厦门两个岛为空间基础展开的。尤其鼓浪屿因公共租界的特殊地位，成为多元人群汇集的国际社区，形成了眼花缭乱又更替飞速的文化流动、层累与延伸。如何捕捉和观赏这一幕幕精彩的历史画面，人是关键因素。潮起潮落，人来人玩，鼓浪屿文化的复杂内涵依托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而得以呈现。前人对此已开展了很多工作，也由此勾勒了鼓浪屿文化的基本面貌。历史的遮蔽性是很强的，因此也遗忘了许多人。毫无疑问，林语堂是从鼓浪屿走出的文化大师，如雷贯耳。但林语堂的三哥林憾也曾是民国时期的刊物编辑和新文学诗人，却少有人提及，甚至很多文学史和文学辞典以生卒、生平不详而一笔带过。相对而言，柯文溥先生较早注意到了林憾的文学地位，对其乡土文学作品展开分析。后专门撰文《林憾：一位不该忘记的编辑和作家》。由于早期资料收集不够完备，柯先生的部分论述有继续推进的余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对林憾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活动和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并以此展示鼓浪屿文化的多元形态。
一、从医生、侨商到作家、编辑的转变
林太乙在《林语堂传》开篇即描述林语堂的“快乐的童年”，其中一段描述是：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有两个小兄弟从福建省龙溪县所属的小乡村坂仔，乘小舟到小溪去。那是五六里的行程，溪水很浅，只有小舟可行。有时船夫船女只好跳入水里，将小舟扛在肩上走。那两个孩子兴奋至极，有说有笑，尤其是那个小的。他十岁，今天离别那四面重重叠叠皆是山陵的坂仔，随着三哥到厦门鼓浪屿去念书。三哥到寻源书院读中学，他则去念小学。这两兄弟是坂仔林至诚牧师的儿子。林至诚牧师的两个儿子名字分别是“和清”、“和乐”，和清即三哥，14岁，弟弟和乐，即林语堂，10岁。林和清（也有写为林河清）后来常用的名字是林憾，他别号憾庐，笔名林憾、心感、憾庐。林憾出生于1891年，12岁（1903）被父亲送到鼓浪屿教会学校读书，陆续就学于养元小学和寻源书院。1905年，林语堂跟随他到鼓浪屿读书。林语堂到鼓浪屿读书的第二年，林至诚无法承受培养子女的费用，就叫林憾提前结束在寻院书院的中学学习，到救世医院医科学校学医。林太乙的描述是，“数年前，他父亲（林至诚）是变卖祖母传下的一幢小房屋，才能够送二哥到圣约翰去读书的。他记得，在签约的时候，父亲的眼泪滴在契纸上。大哥、三哥就读鼓浪屿救世医院医科。——那时的医学校并没有严格的标准，许多西医院为了培育人才，往往附设医科学校，招收学生，施予医院专科教育”。19岁（1910），林憾从救世医院医科毕业后，在家乡行医。26岁（1916），奉父命到新加坡与友人合资经营橡胶园。31岁（1922）左右回到厦门，在鼓浪屿开办药店并行医，也担任牧师工作。他喜好文学，在南洋期间，撰写了诸多诗词和散文。林憾对五弟林语堂的学养一向较为崇敬，林憾与新文学的重要刊物《晨报副镌》、《语丝》等结缘，与林语堂有较大关系。1923年，林语堂从德国留学回国在北京大学任英文教授，成为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的重要作者。1924年，林憾诗作也开始在《晨报副镌》发表。1924年11月17日，《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林语堂为长期撰稿人，林憾也在《语丝》发表诗歌和散文，署名“心感”。正如他在《谈语丝派》一文中说，“我不是语丝社的人，虽然在《语丝》发表过文字。因为曾在《晨报副镌》上投过稿，常看晨报副刊，而语丝社诸人的文章也常读的，颇为熟识了。兼之，《语丝》的创办人中，语堂也在内，所以第一期就寄给我，以后一直收到停刊为止，每期我都读过”。借助文学写作的爱好与经验积累，1926年，林憾被厦门《民钟日报》聘请担任副刊编辑。
1926年9月，林语堂南下出任厦门大学语言学教授、文科主任兼国学院总秘书，成为厦门大学国学院的核心人物。10月10日，厦门大学国学院成立，林景良、林幽担任编辑部主任。当时厦门大学文科的一流教授大部分由林语堂推荐并聘请，林氏兄弟文化活动进入了一个高潮，与南下的文化名流交往密切，从《顾颉刚日记》中记载内容可见一斑。
林氏兄弟与鲁迅也有较多往来，1926年11月16日，《鲁迅日记》也记 “夜，林景良及河清来”。11月26日记，下午“林河清来”。当时厦门大学创办不久，与北京、上海等地高校相比，后勤保障并不理想，生活条件也较为恶劣，人际关系较为复杂，南下学人普遍存在不适应感。鲁迅去世之际，林语堂撰写的《悼鲁迅》的文中说，“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从《顾颉刚日记》记载内容看，林语堂夫妇和林氏兄弟在此情况下，介入南下学人的日常生活，自觉地代替学校扮演东道主角色，以缓解他们因生活不变带来的抱怨。林氏兄弟比如他们到鼓浪屿游玩，林憾常担任向导之职。在此过程中，他们形成较好的友谊，也能在在学问与文学上有所交流，比如林憾将诗歌交给顾颉刚评阅，就是其中一例。
《民钟日报》任编辑的陈昌标（陈范予，1901—1941）是浙江诸暨人，在林憾等人的引见下，以浙江同乡的名义拜访鲁迅。《鲁迅日记》记载，1927年1月5日下午，“陈昌标来”。1月8日下午，《民钟日报》报社同仁为鲁迅饯行，《鲁迅日记》记为，“往鼓浪屿民钟报馆，晤李硕果、陈昌标及其他社员三四人。少顷，语堂、矛尘、顾颉刚、陈万里俱至，同至洞天夜饭”，《民钟日报》的陈允洛、梁唯明、李铁民也参与了此次宴请。1927年，厦门大学停办国学院，大部分南下学人也离开了厦门。林语堂也从厦门到了上海。鲁迅先赴广州，后到上海。1928年，林憾也开始赴上海从事著译活动，并与鲁迅保持往来，《鲁迅日记》载：
1月25日，雨，下午晴，寿山来，林和清及杨君来。
1月26日，晴，林玉堂及其夫人招饮……席中有章雪山、雪村，林和清。
9月27日，晚，玉堂、和清、若狂、维铨同来，和清赠罐头水果四事，红茶一合，夜，邀请诸人至中有天晚餐，并邀柔石、方仁、三弟、广平。
1月25日随同林憾拜访鲁迅的“杨君”，即杨骚（1900-1956），是林憾的漳州老乡。他曾在新加坡道南小学任教，并从事写作翻译工作。1927年到上海，专门从事写作。经过林憾引见，杨骚成为鲁迅主编的《语丝》和《奔流》杂志的撰稿人。《本流》一共出版了15期，杨骚发表了著译诗歌15首，剧本3片，小说1篇。林憾也在《语丝》和《奔流》上发表诗歌与散文。杨骚在上海文坛的迅速崛起，与鲁迅的提携关系密切，《鲁迅日记》1928年记载杨骚31次，1929年38次，可见关系之密切。9月27日随林语堂、林憾一起到鲁迅寓所的“维铨”也是杨骚，“若狂”则是林语堂大哥林孟温长子林惠元，也是文学青年。林憾与鲁迅有较多往来，感情深厚。鲁迅逝世，对他触动很大，立即撰写《悼鲁迅》，以“憾庐”的笔名发表在《立报》组织的“鲁迅先生纪念特刊”（1936年10月24日）：
依着平日习惯，早上翻开《立报》一看时，鲁迅先生死了的消息赫然在目。这是真的，遗像和消息清楚地告诉我，鲁迅先生死了！
再没有甚么损失比这个更重大了，对于我们文学界。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的成就比任何人为大，他的作风给新文学以最大的影响。中国的文字向来不曾被人用得那末活跳，有生气，有力量。简单得句子，每句话每一字有着意义，有着锋芒，强力地表现他所要说得。这个，同时代没有人能及得他。
在思想上，他当是最前进得，一般人还在主张“纯文艺”，提倡“艺术至上主义”时，他已经在写作革命的文学理论了。他永远是时代的斗士，革命的先驱，站在最前线，斗争着，攻击着，前进着。
我最佩服鲁迅先生的是他的极端性，他自己似乎要避免说话，但一说话，便□着这极端性，尽量表示出来。对于虚伪欺诈及社会的一切黑暗罪恶，他有极端的憎恶。对于敌人及现社会的不对处，他绝不宽恕姑息，毫不留情。然而，在“中庸”的中国人，却正需要这样极端的彻底的思想革命者。
而且，他对于现社会的憎恶，是根据着对于全人类的广大的爱。不然，他为甚么终身苦苦地兜着着呢？这个，他虽然不表示出来，我们却明白地知道。
我这回到上海来，因为病缠了两个月，几乎完全不出门，还没有去拜望他。谁想到他竟在仅仅五十六岁年纪就死了呢？他应当活着，为时代而活着，一直到这社会改革了然后死去才对！
然而，鲁迅先生死了，他竟这样地死去了！
1938年，上海孤岛时期，恰值鲁迅逝世两周年之际，文学界围绕着鲁迅杂文、鲁迅文学风格展开了一场论争。而后在12月20日，阿英、王任叔等人就分歧达成共识，联合署名发表了《我们对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肯定了鲁迅风和杂文的战斗作用。1939年1月11日，文载道（金性尧）、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石灵等人创办了以刊登杂文为主的《鲁迅风》。周木斋邀请林憾撰写文稿，于是撰写了《怀鲁迅》：
周君要我为《鲁迅风》写一二短文，因为什务萦身之故，一直不曾写，然而每回他送给我一本《鲁迅风》时，我总觉得像负了一笔债似地，心里有点歉然。不但如此，我对于故去的鲁迅先生也常常觉得歉然。因为我前年秋天到上海，自己患了疟疾，时常反复重发，又住在沪西，因而不曾去拜望鲁迅先生——直到他的噩耗传来时，使我觉得真是抱憾之至。而此后我只在《立报》、《言林》上面写过两篇小文，表示我说的哀悼而已。现在。似乎应该是还还债了，便拉杂写一些，作为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怀念。
林憾延续了前此的看法，赞赏鲁迅简练的行文风格，“当时虽然周氏兄弟并称，然而在风格上和文章上，我喜欢鲁迅过于周作人，鲁迅的文章是他独创的，那末精炼、警策、明快、剽劲，尤其是短文，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谁能够写出他那末简洁而有力量的短文”。他对鲁迅冷酷文风背后的大爱深有感触，“我们不要只看他的文字所表现的对人的憎恨厌恶的一方面，也不要单学他的讥讽笑骂的文章，而应当通过这表层，理解他，明了他对人类的爱”。
二、《民钟日报》与安那其主义者的交往
安那其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中文谐音，源自希腊文Anarchism，意为没有首长、没有统治。无政府主义在19世纪初的欧洲出现，是否定一切国家政府，宣扬个人绝对自由的激进思潮。旧译中文也有称为“安那琪主义”或“安其娜主义”。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通过欧洲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传入中国并逐渐扩散。20世纪20年代，随着辛亥革命之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失败，无政府主义逐渐演变为普遍的社会思潮。福建是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的重要地区，时人认为，“安那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两个据点：第一：是上海。第二：是福建闽南。”林憾参与的《民钟日报》是安那其主义者在闽南的主要据点，报馆所在地鼓浪屿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本营。
《民钟日报》的创办与缅甸华侨利用媒体支持孙中山反清革命有关。厦门籍缅甸华侨徐赞周、庄银安等联手在缅甸仰光创办《商务调查月报》后，连续创办了《光华日报》、《光华报》、《进化报》、《缅甸公报》、《觉民日报》等报纸，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海外舆论大将。泉州籍缅甸华侨陈允洛也是杰出报人，1911年11月25日，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成员陈允洛携款回厦门资助革命活动。1913年初，陈允洛等在仰光创办《正报》，宣传无政府主义。1913年9月1日，中国国民党驻仰光总支部机关报——《觉民日报》创刊，主笔为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陈允洛担任董事。他们后来在《民钟日报》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1916年10月1日，《民钟日报》创办后，出现资金短缺，陈允洛将回缅甸仰光共和学校执教，报社的名誉社长许卓然托他在南洋招股济急。陈允洛先后在新加坡、马来亚和缅甸的仰光募集股金五六千元为《民钟日报》济急。但《民钟日报》经费困境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于是陈允洛募集资金带回厦门接办报社。1917年10月中旬，他邀李硕果一起由新加坡返回厦门。1917年11月，《民钟报》迁到鼓浪屿和记崎，租用“似邨”洋楼（今福州路118号）为报社地址，继而前往大宫口（今鼓浪屿人民体育场附近），后又迁至附近平房。
1918年，陈炯明粤军占领漳州并建立“闽南护法区”， 秘书莫纪彭早期追随刘师复在广州创办“晦明学社”和在杭州白云庵创立“心社”。经莫纪彭引荐，与陈允洛共事过的梁冰弦担任漳州教育局长，刘石心（刘师复胞弟）和陈秋霖等人也来到漳州，创办《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报》，都是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重要报刊。梁冰弦作为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宣传者，在漳州掀起了无政府主义的浪潮。1920年5月，一位北大学生仰慕漳州革命而亲临此地，后来以“如山”为署名写了一篇《游漳见闻记——漳州文化运动的真相》，发表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上，描述了“闽南春季大运动”中宣传无政府主义：
第一天在运动场最令人注意的就是有许多人散播一种小册子叫做‘我们的运动’，其内容是‘无政府党之目的与手段’一篇具体的文章。我出会的时候，看见无论兵士、学生、女子，人人手里几乎都有这一本书。……第三天，有一班青年学生在运动会门口外的小阜上，手摇红旗，竖起两幅大相，我走近看看，原来一幅是巴枯宁，一个是师复，在这两幅相之下，有几位西装少年用北话大声演说，由闽人传译，听的由军官，有兵士、有学生，有农工人和妇女，教师。……后来我跑到运动场里，又看见一队少年学生，人人拿着一面红旗，散播一种小册，题目叫作《无政府浅说》，是师复君著的。
陈炯明退出漳州后，梁冰弦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转到鼓浪屿。梁冰弦担任《民钟日报》总编辑，李硕果担任经理，刘石心等担任编辑，《民钟日报》已经成为闽南无政府主义的大本营，如陈允洛回忆李硕果说，“他在鼓任《民钟报》经理时，拒绝津贴，得罪党要，与人辩论，被封起封，皆做得有声有色，表现其特殊之处。更有一特殊者，当在仰光《觉民报》时，编辑梁冰弦，是刘师复挚友，好谈无政府者，李君在厦时，也邀梁君来任编辑，于是师复之弟石心、抱真及黄尊生亦来，其他好谈无政府者，时有来往，李君皆予以招待，咸称他为李大哥，《民钟报》俨然为一无政府者联络处。”黄尊生（1894-1990）是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原名涓生，又名鹃声，广东番禺江村人。早年随父母旅居马来亚怡保埠，后来就读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回广州参与刘师复等人创立的广州世界语学会，后来转到马来亚怡等地从事报纸媒体工作。1921年，他赴法国中法里昂大学勤工俭学，同时还有刘石心以及刘师复的妹妹刘抱蜀、刘无为、刘天放、刘翠微、章桐（警秋）等人。他们在法国学习和传播无政府主义，参与世界语运动。广东无政府主义者在广东创办《民钟》杂志，与鼓浪屿的《民钟日报》同名，在1923年第4期的“同志消息”中可以看到内外互通声息的状况，“我国同志留学法国的有五六十人，虽分居各处，但声气相投，……并且常和各国同志相往来”。可以说，梁冰弦等人到鼓浪屿主办《民钟日报》，带来了全球性的无政府主义者网络。其他人回忆，“当时广东无政府主义者刘石心、梁冰弦、李占标、冯笃明、吕安平、刘抱真、黎昌仁早在几年前于厦门、泉州、漳州等闽南一带活动，创办《民钟日报》，甚有声色。《民钟日报》的经理是李硕果（闽籍），编辑陈范予（浙籍），核心有十一-十三人之多”。虽然陈范予与梁冰弦等人的背景不同，但也是无政府主义者。陈范予早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博物教师王祺的影响信仰无政府主义。文中回忆的“创刊”其实是复刊，吴稚晖作为留法勤工俭学的推手，也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人物，梁冰弦等人主办《民钟日报》自然得到吴稚晖的支持，卷头题字改为了吴稚晖篆书。
1923年，“闽南靖国军”改为“东路讨贼军”，为训练军官筹备“干部训练所”，秦望山请梁冰弦介绍郑文湘为帮统兼训练所教务长，并由梁冰弦制定十大信条，全力灌输无政府主义，《民钟日报》成为重要读物。1923年冬天，梁冰弦以“P.Y.”在《民钟日报》发表《物质文明的进展》、《工业革命的因和经济革命的果》、《进化学说和科学发达》、《十九世纪的文艺》、《人道主义的趋势》、《二十世纪之新生命》等文章，在1926年7月由上海出版合作社出版，名为《二十世纪之母》。1928年，该书以《现代文化小史》再版，序言说，“这书原名《二十世纪之母》，民国十二年冬在厦门写成，逐日在鼓浪屿《民钟日报》刊登。”1924年，梁冰弦到海外开展无政府主义的联络活动。2月4日，他在马来亚的槟榔屿皇后街无政府党机关部召开马来半岛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大会代表13仁，决议在怡宝（保）、金宝、吉隆坡、亚鲁士打、新加坡、槟榔屿、宋卡等地华人中至少分别建立一个机关，成立一所劳工夜校。大会结束后，梁冰弦等人活动引起马来亚政府关注，梁冰弦逃亡暹罗的曼谷，以“世界语”的名义开展无政府主义活动。
梁冰弦在报馆里进进出出，一直作为核心人物而存在。1926年，刘石心离厦，其弟刘抱真担任主编，延续无政府主义的色彩。1927年，《民钟日报》聘请范天均出任编辑，并出版世界语专刊。1923-1930年，《民钟日报》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主要阵营。《民钟日报》前后有多位副刊编辑，“副刊编辑有位王鲁彦者，浙江人，善写小说，后来成为中国名小说家之一。还有林语堂之兄林和清，英华中学校长沈省愚，毓德中学校长邵庆元，也来编副刊，林和清所编时间较长”。林憾赞赏陈炯明、梁冰弦等人漳州推行的社会改革，比如他撰写介绍漳州时说吗，“你别瞧不起它地方小！它却是我国人自己改良市政和建设的起点，曾有一时期做了国民党的革命策源地，差不多党的重要分子都到过这里。那是陈炯明在孙总理指导下，占领闽南十七县，驻了三年。在这里拆了城墙改良市政，兴学校，筑公路，办报纸，考送留学，设农林试验场；一面训练军队。”基于这种认同，林憾与梁冰弦、陈范予、刘石心等人相处融洽，结下深厚友谊。1943年，林憾在桂林去世之后，《宇宙风》刊发了悼念专号，署名“师山”的文章题为《伤逝——哭于憾庐之墓后作》，这是梁冰弦所赚这些。梁冰弦又名梁襄武，笔名有两极、弹指、狮山，“师山”就是“狮山”，文中叙述厦鼓往事，与梁冰弦的行迹吻合：
二十二年前，在漳州作客，早已听说林氏昆仲的不平凡。民十二，我重到厦门大学管理出版部兼主编鼓浪屿的《民钟日报》，不断地有眼光独到批评深刻的社会问题讨论的稿子投来。笔名署一个“憾”字。不久聚晤，就是前此漳州所闻的林氏昆仲之一。和清是他的大名。我尝戏说，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你都兼取了，却自以为憾，可有什么不足呢？他说，人世间可憾的十常八九，我们改造社会的动机，全在对于现状的不满，写点东西吧，何一非憾声憾意？我说，那么减少人世间的遗憾以至于无，就作为一生努力目标吧，他因为知己之言，就此定交了。……此后，我作了东西南北之人，时而在上海碰碰头，时而过厦门见见面，彼此都一文字作为相对晤言。民十三、四间，我在上海办出版合作社，以那时候的种种便利，两个月内能够刊行书籍二十余部，憾翁在闽遥为帮忙，而他对于出版事业的兴趣大抵也是那时候起，渐加浓厚。
1925年，梁冰弦到上海与郑佩刚（1890-1970）在北四川路创办出版合作社，1926年冬出版合作社迁到江湾永义里（立达学园范围内），编辑出版《吴稚晖学术论著》等书籍，林憾也在福建辅助事务性工作。出版合作社仍以传播无政府主义为主，郑佩刚是广东中山人，其兄郑彼岸是刘师复的好友，其妻刘无为等是刘师复的妹妹。作为无政府主义的资深人物，梁心弦、郑佩刚等人与居沪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如巴金回忆，“我1923年到上海，郑佩刚当时在上海办合作出版社。”1925年，以巴金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民众社，16位发起人为：芾甘（即巴金）、健民（黎健民，广东新会《民钟》编辑）、惠林（卫惠林）、仲九（沈仲九）、三木（李少陵）、吕千（张履，上海《民锋月刊》编辑）、索非（周索非，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一波（毛一波）、种因（卢剑波）、不如（陆不如）、抱朴（秦抱朴）、茹秋（沈容海，朝鲜人）、培心（黄培心）、禅林（张禅林）、真恒（郑真恒）。民众社成员的社会背景较为复杂，比如卫惠林留学早稻田大学，曾与日本安那其主义者大杉荣讨论问题。对于巴金等人而言，无政府主义是他们坚定的共同信仰，“无政府主义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假若我一生钟有一点安慰，这就是我至爱的无政府主义。”
巴金的挚友毛一波通过上海与福建的无政府主义者网络，在1927年底到1928年1月到厦门担任《民国日报》编辑。1929年，梁冰弦也重新回到《民钟日报》担任编辑，时值华侨领袖庄银安73岁寿诞，《民钟日报》同人祝寿署名为“李硕果、陈允洛、梁水【冰】弦、刘石心、傅振箕、陈绍虞、陈一民、陈范予、梁唯明、陈铁民、潘运枢、纪昆仑等”，梁冰弦还以世侄身份撰写了《庄老世伯银安老先生七秩晋三寿序》。1928-1929年，泉州无政府主义者秦望山、梁披云办了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也开始邀请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到泉州任教，比如张景由匡互生介绍到黎明高中授课，假期就到“漳州林憾庐家住了一段时间” ，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林憾与无政府主义者密切往来关系。1930年，吴克刚应邀到黎明高中担任校长。8月下旬，吴克刚写信邀请巴金来学校度暑假。9月上旬，巴金乘船离开上海，途经厦门，先在鼓浪屿见王鲁彦，后来他在1944年的《写给彦兄》中说，“我看见你穿一件白衬衫，带着一个本地小孩走到鼓浪屿一家海滨的旅馆里”。1930年，王鲁彦可能由巴金通过梁冰弦介绍到《民钟日报》担任编辑。
虽然林憾在1928年离开鼓浪屿回到故乡漳州居住，但与鼓浪屿《民钟日报》的同仁们仍保持联系。1930年，林憾与巴金在泉州结下深厚友谊。巴金在《纪念一个失去的友人》记载，“我敬爱的亡友，十三年以前我们在那个武庙里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曾想到十三年后今天的这情形么？”后来巴金更为详细地描述了见面情形，“我和林憾相处很好，我们最初见面是在泉州关帝庙黎明高中，那一天他送他的儿子来上学，虽然谈得不多，但我了解他是个正直、善良的人，而且立志改革社会，这是1930年的事。以后我和他同在轰炸中过日子，同在敌人迫害的阴影下写文章，作编辑工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936年，林语堂移居美国后，林憾参与管理《宇宙风》的编辑与发行。抗战爆发后，随《宇宙风》杂志辗转于广州、香港、桂林。1938年，他在广州创办《见闻》杂志宣传抗日，巴金是重要撰稿人。1940年7月，梁冰弦以“师山”的笔名主编与林憾出版月刊《中国与世界》，特约撰稿人名单上有巴金、陈范予、叶非英、林憾庐、朱谦之、黄凌霜、梁冰弦等，从撰稿人阵营而言，大部分也是曾经在闽南活动过的无政府主义者，无疑是一份无政府主义刊物。其中巴金在上面发表大量无政府主义论著，如《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蒲鲁东的道德学说》、《克鲁泡特金全集序》、《居友的伦理学》、《“伦理学”中译本前记》等。1943年，林憾最终办刊劳累过度而去世，林憾为办刊，耗尽精力而去世，巴金对此极为痛心，在悼文中说：
你的死使神圣的抗战失掉了一位热烈的拥护者，使为正义奋斗的人失去了一位忠实的朋友。你是一个理想家，但你又是实际的人；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你又和非宗教者做了好友。你在朋友中间发射着光彩，但是你单单为了一件小小的工作就牺牲了生命。的确，你是为了你那个‘该死的刊物’（你骂它该死，更可见你是如何爱它！）死的。你为它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安乐，牺牲了家庭幸福，甚至冒着种种危险；你将自己的心血和精力熬成墨水，给理想多涂一点光彩，为抗战多尽一份力量。这些年来我就没有看见你闲过一天，最后躺在病床上，你还带着焦虑地策划刊物的维持和发展，就在去世的前两天，你还关心地问起刊物的事情，你不会想到就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以后，在你自己的刊物上会印出哀悼你的文章 。
巴金为了纪念林憾，在抗战三部曲——《火》的第三部塑造了主人公田惠世，其原型就是林憾。后来他在《关于<火>》中说，“这是我一个老朋友，我把这个基督徒写进我的小说，只是由于一桩意外的事情：他的病故。他大概是患肺炎去世的。他自己懂一些医理，起初自己开方吃药，病重了才找医生，不多就逝世了。当时他的夫人带着孩子来到他的身边，就住在我的隔壁。看见这位和我一起共过患难的年长朋友在我眼前死去，我感到悲伤。参加了朋友的葬礼后两个多月，我开始写《火》的第三部，就把他写了进去，而且让他占了那么多的篇幅”。
三、新文学写作的“美”、“真”追求
林憾的身份较为多重，但就转变轨迹而言，成为报刊编辑及其后来的出版者，与他的文学爱好有着直接关系。1921-1922年，林憾在南洋经商之余，就动笔写诗。1925年，林憾将诗词结集为《影集》，收录新诗51首，另附四篇词曲。在自叙中说明自己对诗歌写作的基本看法，同时显示了笔名“心感”与“心声”的关系：
诗是什么？我的意见以为：诗是用优美的文字来描写“美”和“真”。“美”是属于“景”“物”，“真”是属“情”“事”。“真”“美”同是从我们的心感觉到的，所以诗的确是“心声”，用优美的文字表现出来。
林憾诗词结集之际，交给了时任厦门大学编辑部的徐玉诺作序。徐玉诺是当时文学界非常推崇的年轻诗人，曾担任《思明日报》编辑。林憾与徐玉诺早有交往，因此对诗歌创作的认识也与徐玉诺有关。林憾在《怀玉诺》说：
玉诺，这瞑想的诗人，来厦门两回。头一回在思明报副刊当编辑；第二回来集美教书，后来厦大编辑部主任当主任。我认识他在他头一回来厦门编思明副刊。当时我不曾在厦门发表过我的诗。因为同情于他在厦的文化运动，才把《无‘心’的悲哀》一诗寄给他。……玉诺是一个好瞑想而完全像小孩子的天真烂漫的诗人——他的覆额头的发，眉头常结而带着苦笑的样子还涌现在我的心上。我觉得没有文学上的朋友在这里可以畅谈时，更常想念着他。
徐玉诺（1894-1958）在新文学史上昙花一现，却引人注目。郑振铎曾宣称:“只有玉诺是现代的有真性情的诗人。”他是“中国新诗人里第一个高唱‘他自己挽歌’的人”，“只有真情的人才能唱这挽歌。”林憾委托林幽找徐玉诺为《影集》作序。徐玉诺对林憾的诗作评价很高。他说，“音节、意境与艺术之美，读过《无‘心’的悲哀》和《狂笑》的自然知道”。1925年3月22日，徐玉诺还以心为主题在厦门大学编辑部撰写小诗《我底心》寄给林憾，“我底心呀！/你为集愁重压下沉也可以，你因狂热而沸腾也可以，/你因酸醉而化为淤泥也可以，你因冷冰而破裂，因干燥而爆发也可以。/我底心呀，/你怎么如此空洞，如此寂寞呢？”徐玉诺写这首诗除了呼应《无‘心’的悲哀》之外，更多的是对自己在厦大处境的描述。经过诗作的交流，林憾与他成为了挚友，林憾是这样描述他的心态：
有一天，我记得是礼拜六，他突然到我家里，说要看我。我留他吃午饭，当斟酒对饮时，他才告诉我：“本下午有船，想回家去”。我劝他吃过午饭后，同到几个朋友处一谈再决定。终于暂时为我们劝阻住下。但是，不久，因为到泉州去游玩，为匪乱困住十天，回来和厦大编辑委员会孙博士有意见而决然回家（本是早已辞职，）以后我曾谋再请他到厦门某学校教书兼某报副刊编辑，没有成为事实。
徐玉诺所赞赏的林憾的《无“心”的悲哀》，是发表在1924年5月17日，《晨报副镌》的长诗，诗后注明了写作时间与地点——“十二，十一，九日。厦门。” “厦门”即鼓浪屿，这首诗的全文如下：
我斜倚在伊胸怀，／静默的看我的爱。／伊的泪湿透我发，/我泪也倾斜不绝。
凉风轻微的拂着，/月亮淡淡的照着，/徘徊二又徘徊，/悲哀啊，我心，悲哀！
我说：“不要爱我啊！/你把我忘记了罢！”/伊的声颤动悲伤：/“我爱，不！地久天长！”
我不能痛哭了！/这是最后的诀别//伊默默的抚慰我——/但怎能慰我凄切！
留恋而又留恋，/夜已深，四边寂静，/我睡去，因为困倦，/又为心痛而惊醒。
我的胸膈剖开着，/热血喷涌的流着，/利刃划在我的心——/我因伤痛而呻吟。
伊像医生的镇静，/用爱的眼光慰我，/“我把你忧苦悲伤，/哀怨的心取去啊！
将你心收我心里，/让悲哀和我同住！“伊巧妙的轻轻的/把我的心肝挖去。
在结婚前一晚上/伊跑来我的园里，/抱我而惨恻悲伤，/恸哭不能停止。
伊跪下向我哀求：“请把你的心收回！/我自己的伤心尽够！/不能再受你的悲哀！”
我是无心的人了！/不能了解伊的心绪，/不能知道情爱了，/伊终于哀怨别去！
我是无心的人了！/没有爱，也没有恨。/我心也不会痛了！/只有记忆的伤痕。
我浪游——自东至西，/自极南至于极北；/自天涯至于天涯，/自地角至于地角。
我笑，但是不能欢乐；/流泪而不能哀哭；/没有爱和同情；/生命枯寂而冰冷。
我不能再忍受/无爱无情的生活！/终于归来伊面前，/我流泪而且呜咽。
伊的眼光暗淡，/面容忧愁而苍老。/惊异的注视我面，/苦笑的问我，“你好？”
我倒身在伊怀里，/像婴儿亲近母亲。/我请求伊：“亲爱的！/把心交还我，好人！”
伊怜惜地问：“爱的！/你不是很安乐么？/你要讨还你的心，/那是悲伤忧苦啊！”
我亲吻伊说：“是啊！/人心是忧苦伤悲！/但生命不能无情哪！/给我情、爱，或是死！”
诗中表达男女爱情纠葛以及相爱不能的心碎，这和他在1928年在鼓浪屿撰散文《初恋》的心境可对照：我那时是一个纯洁的青年。并且，那时男女交际是不大有的，没有接触的机会；我因为年纪很轻，也没有性的要求或想到婚娶的问题。但是，这初恋却不意地来到我的梦中，给我以一种甜美的情绪。梦醒后，我非常的恋切、迷惘、怅惋。而且在，这扰乱我的心怀好几天的时间。的确，在梦中，我深感互相恋爱的意味，而特别的打击我心灵的深处。……我忠实地恋爱着想念我梦中的女子，我的初恋的爱人，时常盼望着真能见到她的本人而娶为妻子。……这是我的梦，而且确是我的初恋，它侵入而占有我的爱情三年之久。他存在我心灵的深处，引起我思慕想念之情如此之久。
从林憾的文学风格看，大部分没有脱离“五四”白话诗的基本形态。比如《影集》收录了十六首带有编号的《小诗》就是具体体现。小诗体源自外国诗作，在周作人翻译日本短歌和俳句以及郑振铎等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带动下，小诗体成为流行体力，一般三五行，甚至一二行为一首，主要表现作者刹那的感受与思索，并表达一种人生哲理和美的情操。林憾的这种方式写作，也说明他追随着五四前后的文学潮流：
林憾的文学知音徐玉诺也喜欢小诗，比如他的《故乡》（1922. 5. 5）写道：小孩的故乡藏在水连天的暮云里了。/云里的故乡呵，温柔而且甜美！/小孩的故乡在夜色笼罩着的树林里小鸟声里唱起催眠歌来了。/小鸟声里的故乡呵，仍然那样悠扬，慈悯！/小孩子醉眠在他的故乡里了。叶圣陶专门撰写万言长篇评论，认为徐玉诺的诗有“奇妙的表现力、微美的思想、绘画一般的技术和吸引人心的句调”，“他常常有奇妙的句子，花一般怒放在他的诗篇里，不是别的，实由他有特别灵警的感觉，他并不是故意的做作，感觉是如此，所以如此写下来了”。徐玉诺的诗歌无矫揉造作之嫌，从心灵深处不加修饰地流露出来的。比如林憾1928年检出1925年徐玉诺留别诗作也是如此，“光明近捷的路，/是无数人一脚一脚踏成的；/但没有一个是为着别人。”
林憾认同徐玉诺赞赏他的“音节、意境与艺术之美”也有自己的理解。他首先突出“优美”。在《影集》自叙中说：“文字的优美是艺术方面的批评，而且极占重要，我的意见，优美有三项条件（一）达意；（二）简洁；（三）音节”。“达意”是指“我们要描写一个天然的景色，不但要把‘美’的成分写出就算是好；更要把我们受的美感，愉乐，和一切的情绪写出，传达于读者”。“简洁”是指，“若要表现一个情感或意思，应当使读者精神集中，二所有的各个字必要极有精彩，都能强力打击读者的心，加以一种紧压，或是引申读者情绪入于飘渺的意境。”“音节”是指音韵与节奏，“‘音韵’是情绪的声调，‘节奏’是文字里天然的抑扬，都要和该诗的感情意义相调和”。其次，林憾特别注重以真实情感分清“诗”和“假诗”，他的意见是，“诗必须有真实的情感，加了想象，才算是诗。”在这样的诗歌写作理念之下，林憾吸纳了古典诗韵味，保持追求“美”与“真”的风格，比如月亮诗：“月是那么皎洁清白，带着轻微的密色。在烘托的白云底子，映一圈华丽得光彩。/在窗间得小天地，只有我、月、风、云，四个超乎尘间的，静寂地相慰相怜。”
四、乡土情怀与山海依恋的淡淡乡愁
在新文学史上，林憾归入新诗诗人的行列。他的文学创作深深地打上了五四文学的烙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民间”有浪漫化的想象，因此对民间歌谣也产生特殊感情，这也影响了林憾的诗作风格。1918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并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征集到的歌谣。1922年冬，北大文科教师成立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这是收集研究民歌民谣、民间故事、民俗事项的专门刊物。1923年，林语堂担任北大教授，也加入了歌谣研究会。林语堂在歌谣研究会中提倡运用歌谣、传说开展方言研究，“收集的目的该是注重在民间未经记载的文学；在这文学的材料上，再拿种种方面的眼光分析研究”。《语丝》创刊后，也提倡寻找“民间”。林语堂在文学观念上是将最高尚和最下流的作品等同，“欲求直接的灵感，便不能不向思想和生命之渊源处去追寻了。为此特别的宗旨，老子的道德经和苏州船户的歌曲，对我均为同等”。
与此同时，徐玉诺也以“民间”为文学创作信念，他在《小诗一》中写道：“在这个骄奢争逐的世界里，/遽然有高唱‘到民间去’的，/我们很感谢他们的厚意；/但是我们的兄弟，/却都是‘从民间来’”。1925年，顾颉刚正在研究孟姜女传说，他在《厦大周刊》上读到徐玉诺的《孟姜女塞上风沙》，鉴于里面引用了厦门的《孟姜女》唱本，就写信托徐玉诺去购买相关文本。顾颉刚所谓的《孟姜女》唱本，就是以歌仔册形式流行的俗语唱本，里面有大量的闽南口语。闽台地区流行的《孟姜女》歌仔册有《绣像姜女歌》、《新刊孟姜女歌》、《特别改良孟姜女哭到万里长城歌》、《孟姜女配夫新歌》等。1925年5月5日，徐玉诺写信给顾颉刚说明到泉州购买书籍的有关情况，所言“被困泉州多日”就是林憾后来在《怀玉诺》中提到的“到泉州去游玩，为匪乱困住十天”的事情，也是导致徐玉诺与孙贵定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徐玉诺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详细叙述了在泉州开展民间文艺调查的情形，其中既有剧本、小说、传奇等文本收集，也有口头传说或方言得采集，以及民间信仰和演剧得实地观察。此封通信被顾颉刚发表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91期，题为《泉州的民众艺术》：
颉刚吾兄：
得信后数日，弟去泉州，因周荫人、高毅开战，被困泉州多日。五月一日归来，又忙交代编辑事，所以至今才写信给你。
小包内书数种，半得自泉州。陈三故事，山伯故事，孟姜故事，可以说是止于此了。另山歌数篇，可以见例。
此次在泉州，闻传说，《荔镜传（小说体）》为明初一老贡生所作。此老贡生入潮为幕友，席子间谈陈三，以辱潮人有私奔女，故此书只在一夜作成而极草率。传奇则不知何人作，乃常见乡间社戏者。
此地演剧无后台，不分进退；有时连打锣鼓得也和唱，颇有杂剧以前之古风。
又闻泉州城有英都村，村洪姓仍奉梅香洪忆春为祖姑云。
洛阳桥传奇如何，我不曾见过，醉汉呈书海龙王，得“醋”字，随于二十一日酉时得建桥基，故事至今犹流传泉州，可惜此次因战事不曾见到。
这些书有些错字，很难看得明白，如“值”、如“底”，何也。“许”、“如”、“那”、“最”，有时书为“水”或“嘴”，皆言好看也，美也。
“某”，妻也，或称“【女查】媒”，少女称为“查媒仔”，丫鬟称“【女查】媒【女间】”。
此次弟去泉州，虽极冒险，却也值得。在旧书店得清初刻本数十种，内有历史长篇小说数十种，佳人才子小说十数种，皆红楼梦前后出品，书名亦多不曾见过世面得。
弟在泉州草草看过数种，如《雪月梅》、《驻青园》、《水石缘》、《金石缘》……虽不成功，却都可以看来。他如《平山冷雁》、《玉娇梨》见于世者，亦多版刻精隽耐玩。弟不日北归，这些或寄你，或留圣陶处。
弟玉诺
1926年春，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继续开展孟姜女传说的研究，后来听从陈伯通的建议，独立为《孟姜女故事研究》，交由《现代评论》发表。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借助徐玉诺寄来的书籍，对厦门的《孟姜女》唱本较详细的说明，“厦门调有《捉杞郎》，见百代公司唱片目。厦门的《御前清曲》是采元明杂剧散套译为土语的，……曲中关于这件故事的有五阙。一为《路叹》，二为《到长城》，三为《见蒙恬将军》，四、五为《哭夫》。厦门又有通行的唱本两种：一即桂林的《花幡记》；一是《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
林憾主张“一切的文学都起于民间”，也对民间文艺有着极大的热情，“这民间的玩意儿多有趣！又率真，又朴质，又天然，又动听”。对于闽南唱曲的内涵有深刻认识，“词的声调，一部分保留于闽南的乐曲。这里的乐曲称为细乐，没有鼓吹锣钲。声调很优美，幽雅，……现在的‘南管’是用本地方音的文言和白话组合而成的曲词，而唱的正是泉州的音腔。然而，我们不说他是唱词而说是唱曲”。林憾努力从民间歌谣形式吸取养分，《鼓浪屿竹枝词十首》即充分利用竹枝词的白描手法描述鼓浪屿的风光、人情、民俗，朗朗上口：
（1）南词北曲旧声多，到处笙歌奏又和；料得古歌君听惯，为君翻唱竹枝歌。
（2）日光岩上水操台，尽有雄风扑面来。一自台湾割据后，采茶歌调带余哀。
【注】日光岩上巨石壁立，有郑成功水操台遗址。当时郑在此阅水师，有“据金厦两岛，抗中国全师”之豪语。其后逐荷兰人出台湾，经营之，采茶歌传自台湾，台女善歌，多为男女酬答褒诮之辞，甚有生客问道，她们即以歌答之，脱口成歌不用思索。
（3）田尾游人暑季多，天风海浪正相和；却羡年青佳士女，双双携手踏沙坡。
【注】田尾为海沙坡，风景美好，浴者及游人多趋之。
（4）美景风光浓渡湾，竹篱茅舍小田村；可惜洋楼零乱起，不然应似武陵源。
【注】港仔渡为本屿南边小村，负山临海，风景甚美，有田园、篱落、茅舍、荷塘等，饶有农村风趣。惜近日为方形伧俗之洋楼包围，失掉天然的美不少。
（5）海风吹浪拍沙坡，临浴西娃披绿罗；为怕浪花飞湿发，橡皮小帽绾双螺。
（6）夏月清光碎碧波，中流鼓棹兴如河；为有清风能解愠，枕波席浪扣舷歌。
【注】夏夜雇小舟游海，最称乐事，月夜游者尤多。
（7）刺桐茂叶自浓荫，争似郎情荫妾心？但愿经秋桐叶落，郎情还似海般深。
【注】鼓浪屿路傍海边多植刺桐取荫。
（8）汽笛呜呜番舶开，鹭江潮汐水萦回；潮水有情去复返，小郎番去不归来。
【注】闽南人多出洋谋生，称往南洋为过番。
（9）皎皎冰轮上虎头，鹭江潮水向西流；暗想玉人何处所，清歌一曲思悠悠。
（10）更深夜静月明时，江畔何人唱竹枝？迁客离人欲断肠，半缘调苦半乡思。
正因为林憾有《鼓浪屿竹枝词十首》的写作经验，后来他论说“词与曲”之际，对竹枝有一番特别的阐述，“竹枝是我们值得一谈的。刘禹锡、白居易等人作的竹枝词，都是七言四句，我疑心不是本来的体式。……竹枝是一种舞曲，男女同舞唱和，是可以断定的。”他还特别提到台湾采茶歌与竹枝词的关系，“在台湾有采茶歌，都是男女歌咏酬答之辞。他们都善于歌，见景生情，信口成歌”。如果对照《鼓浪屿竹枝词十首》的第二首中对采茶歌的描述，可见窥测其中的渊源关系。
林憾来到鼓浪屿读书，对于厦门周边海域有深刻认识。《影集》的16首小诗，大部分描述海洋与岛屿以及他在其中的瞬间感悟。后来，他在《海》中说，“我之于海，自童年时起，交谊很深。……我初次和海的认识是在十二岁，我的父亲领我到鼓浪屿读书时。那时，我和两个弟弟同来，一到海澄出来的海，都觉得有一种奇异的境界展现于我们的前边。十五岁以后，我在鼓浪屿海滨的地方读书，每天和海见面。”徐玉诺看过他的《秋之来》后，赞叹他对大海形成特别的观察，林憾承认，“我对海有很久的交情，和它玩耍过我的青年，它的四时，阴、晴、烟、雾、风、雨，这些景色有很清楚的观察，非常熟识它的变幻。而且海上的风景常引起我的特别的情绪，有好多诗都是咏海的风景……海占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且颇为重要。”在林憾的笔下，厦门海域的美得到极为精细的描述，“十天前，从漳州到厦门，住了几天。这正是春季的景色，海有很鲜嫩美丽的青翠，那样的色泽正是树木新萌的芽叶一般的娇浅的绿色，而春的烟光罩在海面，彷佛披以一层白的轻纱，显出秀媚的态。海的美确在乎它的色泽和返映的光色，而岛屿、山村、烟云为它的配景”。林憾认为鼓浪屿风景最美的时刻是夏天的月夜游海：
在夏季，蒲节之后，天气炎热起来，那唯一的美趣莫如月夜游海。……月亮皎皎地照着，波光滟滟地返射，清风习习地拂着，四边的远山还是灰暗的，天空是清朗的蓝灰色或是布着白云，这清凉的海面和热闹的都市隔离，彷佛是幻想的琉璃世界或竟是广寒之宫。这般的景色里，波光闪滟之中，荡着一叶舢舨，环绕着鼓浪屿一周而浮泛，在厦门鼓浪屿之间，两岸点点的灯火和光影闪动着，因为月亮而觉得灯光较为红些，有一种的美趣。在鼓浪屿后面，海是宽旷的，映着万顷波光，圭屿塔“宛在水中央”，远远的南太武山峰顶的塔耸入云端，四边没有灯光，只有鼓浪屿零星的几点而已，在这里，景色是清冷、静寂而且宽旷的，使人的心神入于自然的美的境界，感受非常的“心旷神怡”。
与大海相比，山是林憾的文学作品中更为重要的角色。林氏兄弟小时候生活在平和县南部的坂仔村，对山的感情更为深厚。林语堂说“山景”是童年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每年暑假从坂仔到漳州、厦门的路途中，他们所见美丽的自然风景和青翠的乡村景色，在他们的文学作品反复表现。林语堂的《八十自叙》写道，“每年的小溪和鼓浪屿之行，我永生难忘。……船只蜿蜒穿过起伏的秀丽山水，和华北光秃秃的景色大不相同，充满绿村、果园、田夫、耕牛，到处是荔枝、龙眼和柚子树，浓郁的大榕树处处为人遮荫，冬天桔子花开了，满山红艳。”“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得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社会。如果我会爱真、爱美，那就是因为我爱那些青山的缘故了。如果我自觉我自己能与我的祖先同信农村生活之美满和简朴，又如果我读中国诗歌而得有本能的感应，又如果我憎恶各种形式得骗子，而相信简朴的生活与高尚的思想总是因为那些青山的缘故”。林憾也同样如此他在一篇题为《山》的散文中写道：
我实在事一个村野之人，自少时就是这样。虽然我对海也有很好的感情，但总不如内地的山水有特别的兴趣和爱恋。现在十六年不到内地去，真使我非常的渴慕不已。……其实，我童年的故乡对于我只有三年的聚会，而厦门、漳州对于我还要久长些。然而我却对于P地方特别的恋慕，而对于厦门山水不大感兴趣。这或者因为那时我刚开始认识自然自然的美，而峰峦田原正挟着它们的秀丽美好以诱惑我童贞的爱情。而且，那里是我童年生活之所在，回忆童年生活是人情之常，因回忆的甜美而愈觉P地山水之可爱。所以，现在一想及P地山水，使我心往神驰，像婴儿的思慕慈母。
文中的“P地方”就是坂仔。除了《山》之外，林憾还为漳州的乡村与山水写了一组散文，如《溪》、《北溪》、《乡村》、《雨天》等等。《乡村》描绘了平和的土楼聚居环境与乡野田园风光，极富生机，“我很爱那些乡村，有一种古代遗风的样子。那些乡村当然是像我们贵国民族特别性的表现，肮脏污秽得可以，但是我总觉得一种的爱慕。那些田园的风景，池塘，小溪儿的水，和浮游着的鹅鸭，尖的稻草坪，底下有牛在吃着草，村童游玩的情形，乡村的妇女在洗衣，舂米，工作着，都是有特别的农村的风景的。尤其是路上的风景，非城市所能看见到。田园的景色随着时季而变异“稻苗刚播的时间，及长大的时候，成熟的期间，都有特种的美；园也因所种的菜蔬或其他植物而各有其景色，菜和豆类大多开着花，有不同的颜色。这些景色永远是活动的！变异的，鲜美的”。
在《雨天》中，林憾除了延续着对乡村的田园风光的赞美之外，进而对比和反思城市生活的困境，其中渗透着淡淡的乡愁：
我最喜欢雨天，从少小时候就是这样。当那下雨的时候，一切的风景于我都非常的可爱。我做小孩子的时候住在乡村间，当着下雨时那些山的峰岫都被白的云雾罩住，山色非常的秀润；树叶草木都特别青绿——如其在春季，就更多着鲜嫩的芽儿，浅绿色的点点的发亮；那些乡村田园都被雨丝罩着；田面的水映着细纹，稻苗嫩青悦目一一这些情境现在想起宛然在目。
但是现在却是住在热闹的街上．龌龊的房屋，窗外只是湫溢的街道铺屋．不能看见一点草木。所以对于下雨都不感兴趣。而且因为不能像往常出门踏着雨景．似乎觉得有微微的悲哀。这悲哀正如轻微的伤痕，使得胸中苦闷而不知其所以然。
我梦想：如其能够，在什么时(候)可以暂时放弃一切的事务，买棹往内地一游．我离了西溪一带的地方十四年了!那些风景人情都时常涌现在心头，使我非常的渴慕重复旧游，实在我对都市生活觉得厌烦极了。但是生活和环境的压迫却教人不能自由。……
这几天的雨可以算足甘霖，因为鼓浪屿自去年以来井水缺乏，人民都觉得非常困难。本来鼓浪屿的水很充足，却因为几年来内地军匪变乱，差不多的人都迁出来，而做小生意的人也增多，所以食水用水都不够。实在，聚几万人在一个穷岛屿，没有生产，没有工作，这是现在都市生活顶坏的。但是有许多人却羡慕这样的繁华。只有我却恋恋于乡村田园生活，渴慕神驰不已。况且正下着愁闷的雨。身体又因病不能外出游赏海滨的雨景，所以觉得更为烦闷了。
“乡愁”是文学作品的重要母题，无论古典诗词还是现代文学，都有经典作品的留存。从空间上看，林憾跳出了海水包围的鼓浪屿，把自我放置在童年记忆中，塑出深深眷恋的故土家园，而触发的具有伤感性的情怀，则代表着他对未来生活的期许，其实就是对自我安身立命的追问或追寻。林憾作为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的青年，经历了中国社会在20世纪20年代极为动荡不宁的演变历程，社会身份也有多次转变，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有一种内在的焦虑和渴望，故乡便成为了精神回望式的依托和所在。这与沈从文的“乡愁”极为相似，“作为在传统乡土中国成长起来的‘乡下人’，沈从文等人也体验到了在历史转折时期对自我传统进行批评性反思启蒙的阵痛，又深刻感受到了都市文明对自我个体心灵的强烈压迫紧张”。而这种紧张是一种集体情绪，“这批知识分子从相对偏远闭塞的乡村走向都市，民族国家的命运使他们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他们又对承载自我存在的乡土中国及其代表的传统生活有着无限的热爱之情。”于是他们在“田园牧歌式的‘乡愁’抒发怀中，对乡土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危机之间的分裂进行了想象性的美学弥合，使’‘乡愁’对自我具有了精神拯救的力量”。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何瑞福主編《鼓浪嶼研究》（第十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6月。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