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是中国最早向西方开放的港口之一，中西文化在此地交会碰撞。正是在此种历史人潮中，福州出现了中国最早一批认知世界、学习西方的著名人物，诸如"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洋务派干将沈葆桢，翻译家、思想家严复、林纾等。其实，西方文化对福州人影响最深且巨的人群中还有一批被人遗忘的信奉基督教的基督徒。因此，福州基督徒对西方的认知当然也值得研究。在民国初年的福州基督徒中. 倪柝声作为福州本土教会的领袖，对西方文化有其独特的认识，其看法颇具代表性。本文便以倪柝声为例，来探讨福州基督徒的西方观。
       倪柝声籍贯福建省福州，由于他的父亲倪文修在汕头海关任职，因此他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他原名倪述祖， 信基督教之后，改名为倪柝声，意为做一个时代更夫的梆子声”借打更以唤醒世人，往后“柝声”之名为众所熟知。他的英文著作，都冠以Watchman Nee的名字，为外籍人所熟知。倪柝声6岁时，倪家便由汕头回迁祖籍地福州，在此之后的近20年，倪柝声一直生活在福州。倪父任职海关，倪柝声自然从小便接触到西人、西物。之后，倪柝声在教会学校学习，更是浸淫在西学之中。成人后，倪柝声承续家族信仰，受洗入教，对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有着直接的认识和体会。
     
 一、福州基督徒眼中的西方教育、科学与法律
       倪柝声从小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为其打下良好的中文基础。与此同时，倪家较早接触到西方的器物以及相关的文化，家中备有钢琴，倪柝声从小也要学习弹奏西乐。倪柝声13岁，即民国五年（1916年）进入福州三一学校（Trinity College,今福州外国语学校的前身）初中部就读，后又在高屮部学习。三一书院的校址坐落于福州市南台岛仓前山跑马场附近，该校自建立后不久，即由圣公会系统中的北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传道团（Dublin University Fukien Mission）负责校务行政与教务工作，故教师与职员都是北爱尔兰地区来的宣教士，学校的声誉，因师资优良，校舍雄伟，在福州当地享有声名，被公认是一所极具水准的学校。
       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教员也是差会的传道人。初期的所教的 科目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开设诸多宗教课程，例如宗教信条、《主祷文》《十诫》诗歌、《基督教三字经》《要道问答人圣经故事、圣经选篇等。但是，学校也注重人文、自然等科目的学习，开设国文、修身、经书、历史、地理*数学、图画、英文、博物、经济、法制、诗词 等课程。三一书院特别注重英语，英语学习的科目就有会话、作句、作文、默写、拼音切字、翻译、读本、文学。此外，几何、代数、三角、天文、生理卫生、化学、物理、动植物学、历史、地理、圣经课程也用英语讲授。学校所用课本有些是英国为印度和马来西亚等殖民地 编印的，由英国麦克美伦公司出版的；西洋史用布勒斯特得的《古代史》和鲁滨孙的《中古和近代史》地理科目用阿陵（Allen）的《亚洲》、《美洲》、《欧洲》。为着升入圣约翰大学的需要，高年级学生还要加授法语。学校的图书室约藏有一两千册外文书籍。学生自己订阅美国人办的《公道报》、《求是报》，日本人办的《闽报》。由于学校教学质量优异，三一学校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承认，毕业生可以免试升入圣约翰大学的三年级。圣约翰大学还给三一学校每年两个免交学费的奖学金名额，由三一学校保送推荐。三一学校的毕业证书是一张宽近2尺、长1尺半，一边英文一边汉文的文凭。证书由校长、“主事”（主理）和监学以及“中华圣公会驻闽会督”签盖。最后是“大英国驻闽领事官”的签盖。有了这个最后的签盖，持这张证书在香港、南洋和其他英国殖民地找工作的时候，会得到信任和优先权利。倪柝声在三一书院的成绩极为出色，除体育成绩之外，每学期均名列前茅，无论国文、英文、数学或圣经课程，他都能应付自如。倪柝声也读过私塾，后进入教会学校,二者的迥然不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前20多年的小学制度……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读私塾的，私人开的小学塾，在里面读一点书。在那里只有一个先生教七八个小学生。那个时候，你根本上找不出章程。那个时候，印刷的事也很少。那个时候也没有几时上课，几时下课，或者应该这样作，或者应该那样作。那个时候，只是先生在上面，小学生在下面。上课的时候不是7点或者8点，乃是先生来了。下课的时候也不是1点或3点，或4点，乃是先生去了。章程是在先生身上。你比先生到得晚，先生已经到了，你还没有来，就是迟到。先生如果还在，你走了，就是早退。他就是章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呢？先生觉得喜欢的，就是对的，先生觉得不喜欢的，就是不对的……不是什么节期，什么日子”是放假日， 乃是先生不来的日子，就是放假日。什么都是在一个人身上。他的喜欢就是道德的标准，他的行为就是事情的标准，他的举动就是时间的标准。当你读“四书”的时候，怎么样？你的两个眼睛必须看他。如果你不看他，没有他，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规条，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好作的，什么是不好作的。你天天必须与他发生关系。他喜欢怎样，就怎样，他喜欢你来，你就来，他喜欢你去，你就去。你必须与他发生关系。”
       现在西方人办的学校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教会学校）有一个东西在那里，30条或者50条在那里。如果校长头脑仔细的话，也许写100条放在那里。某时候上课，某时候下课,某种书是要读的。某种衣服是可穿的，某种衣服是不可穿的；某种事情是可作的，某种事情是不可作的。写这些章程的先生、校长或者董事，就是定律法的人，你可以一辈子都不看见他们的脸，但是你可以作一个好学生。因为在墙上、在书上，有章程。你如果与书上、墙上的章程弄得好，你就可以作一个好学生了。
       中国教育依靠的是人治，期盼良君贤相为举国表率，重在为人师表。有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深远背景；而西方强调的则是法治、制度，是受到罗马帝国以及改教时期新教的改革家强调与上帝法理上的关系影响所致。
       倪柝声受教育的时代，是科学兴起和推崇的时代。在此影响下，西方的基督教也大谈起科学的精神。在福州的传教士，一面传播基督教的福音，另一面也宣讲西方科学知识。三一学院作为教会学校，其课程设置也重视人文、科学的训练。但是，对于科学与信仰，西方传教士往往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中，福州基督徒也不例外。尽管倪柝声也为他的信仰进行维护，认为信仰与科学的途径并不相同，不能以科学的方式检验信仰，认为科学与信仰互有所长，各有自己的领域：“世人乃是以科学来供应社会，我们是要叫社会摸着生命。我们所作的，是他们所不能作的，我们乃是要使社会上人人灵魂得救。”然而，他对西方的科学精神也有相当认识，他指出科学研究是十分严谨的：“科学是准准确确的，一切的知识都是经过许多的实验和考证而得到的。绝对没有差不多的事情，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譬如说白雪的白，与白马的白就不一样。但是差不多的人就要说是一样。”
       科学的任务重在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倪柝声对科学揭示的“律” 描绘作了生动的描绘：“律就是一直这样，永远这样的。比方国家订的法律，杀人应当偿命；无论什么人，若是杀人，就要偿命。你今年杀人要偿命，明年杀人还是要偿命；这法律订了就不改。再比方地心吸力是个律，你一把东西放手，它立刻掉到地上去。不论你走到北平、天津、上海、英国、美国，你把手里的东西放开，它永远是掉到地上去。这就是律。凡是一直这样不改变的，就叫做律。”
       他钦佩地称那些能够科学解释事物规律、道理的人是“有学问的人”他说：“什么叫作科学的学问？你看见一个现象，你解释它，这就叫做学问。比方，你看见一个病人的热度退了。热度退是现象，知道为什么热度退就是学问。你看见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这是个现象。为什么苹果不往天上掉而往地上掉，你说出一个道理来解释它，这就叫做学问。所以凡有这个知道，而且知道为什么的人，就是有学问的人。”
       倪柝声认为法律和自然律一样，只要符合条件，就要起作用。所以，在科学发挥作用的领域，倪柝声不仅不排斥科学，反而热切地依靠科学技术。倪柝声显然是以科学的精神来经营他的企业，在他创办民国最大的中国生化制药厂里，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多项的科学实验，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提供了急需的药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东西方在社会治理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西方人严格按照法律办事，不留情面，也给倪柝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记得一个事实：从前有一个人，杀了人、抢了人的钱，逃到另一个地方住，后来结了婚，生了孩子，而那个地方的人都不知道他以前的事。终于有一天， 来了3个侦査他下落的人，就把他逮捕了，要把他带走。这个人就问他的妻子说，我这些年和你在一起，你看我是不是个好丈夫？他妻子说, 你的确是一个好丈夫。他又问他的孩子说，我是不是个好爸爸？孩子也承认他的确是个好爸爸。他又问邻居们说，我住在你们中间这些年，有 没有侵犯你们？有没有亏负你们？我算不算是个好邻居？他的邻居也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一个好邻居。但是，法官在审判的时候，对于法律是绝对的。有罪就是有罪，没有罪就是没有罪。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兄弟, 他是我的朋友，就把有罪的算作没有罪。如果是这样，那就糟了。法律是绝对的，个人的情感不能摆进去。如果有一个人是审判员的仇人，今天他的案子摆到审判员面前，如果他没有罪而审判员判他有罪，那就糟了。审判员必须维持法律。”
       倪柝声认为除了律法，生活中恩典的原则也十分普遍。然而，律法与恩典二者却截然不同，他说：比如这次水灾，难民来求我们赈济。我们可以凭自己的意思，喜欢帮助就帮助他们；不喜欢帮助就不帮助他们。我们有绝对的自由，我们肯怜恤他们就赈济他们，我们若不可怜他 们，不肯赈济他们，谁也不能勉强我们。我们有完全的自由。倘若我们 和他们约好“供给他的饮食三月之久。朋友，我告诉你，明天早晨，我 们预备饭给他们吃，就不光是恩典了。昨天我请他们吃饭是恩典。今天再请他们吃，虽然也可说是恩典，其实乃是公义、公理、律法，不光算为恩典。我们乃是履行昨天的应许。我们所作的，没有别的，不过是履行我们的约就是。如果我们今天不给他们吃，我们就是不公义，不只是 无怜恤了。已经应许了，就没法子不作”。
       但是对于一个接受过西方法庭审判的人，并且经过刑罚后，他就不是罪人了，不应该被人歧视了：“按法律来说，人犯了法律，必须经过法庭的审判，并受政府的刑罚。到他受过审判，受过刑罚以后，他就不是罪人了。比如一个犯人，犯了10年监禁的罪，后来他被关在监牢.里10年, 到他出监后，他就没有罪了。谁也不能再把他关在监里10年，就是他的对头在路上碰着他，再也无可奈何他了，因他现在不再是罪人了。”
       这就是一个福州基督徒对西方法律的认识，他的宣传无疑给民国初期尚不成熟和健全的法制吹进一股清风。
       二、福州基督徒眼中的基督教
       19世纪初，基督新教传入中国时，教堂的外观、礼拜的仪式，歌咏的曲调都是西方的，虽然传教士外出时，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式，穿着长袍马掛，短衫长裤，甚至也将头发结成辫了，然而，当他们回到传教站时，他们所住的是仍是西式建筑，家里依旧维持西方的陈设，仍然希望他们的子女将来能重返欧美上层社会。他们在当地文化、语言之中， 维持自己的“次文化"的形态。他们所扮演的，只是一个文化逗留者(Sojoumer)的角色，根本没有尝试进入中国文化。而华人的传教者在教会中却没有地位，只能担任西教士的助手，处处仰仗其鼻息。西方传教士的物质生活高高在上。他们每人每年最少都有200?300英镑的薪金，结婚了另加结婚费，薪水之外还有程度不同的英国教堂或个人赠与的随意金”洋人们住在宽敞的百叶窗的牧师屋里，中国人教牧人员 则要担负重要职务的才可以住在一些比较小的房子里，几家住在一起。西教士每家最少都有两个以上的佣人。倪柝声读书时候，传教士来必翰夫妇两人就雇用五六个佣人，他们自己住在中学部的楼内，他们的佣人则住在过去中学监学的双层住宅内。其他的西教士虽没那么阔绰，但他们雇用的工人最少的也有两个。据说这是差会所规定的规格。传教士们 暑假一开始就跑去鼓岭避暑，耗用由公家开支。到秋季快开学时他们才下岭，实际上暑假时间的长短是以适应他们的避暑需要为标准的。西教士这种优人一等的生活方式，给倪柝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往事的述说》中.他回忆西教士的一些作为，令他十分不满，他说：“我只觉得牧师(笔者注：指美以美会的西教士)的资格最卑鄙，传教士到家来除了要捐钱之外，平时看不见牧师的面。我的母亲还没有得救前，我家里往往有几桌麻将牌，碰到牧师来捐钱，有时就顺手把牌桌子的钱拿些给他，虽然牧师明知是牌桌上的钱，但是他仍然收下，因此我觉得牧师的资格太卑鄙了，只要有钱就行，不问来源。”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往往也把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范式带来，尤其是他们的宗派观念和实践，长老会有长老会的方式，圣公会有圣公会的方式，卫理公会有卫理公会的方式，美部会有美部会的方式。这些传统根植于西方历史文化的传统中，而中国文化语境中并没有这种传统。这种生硬移植当然受到中国人的排斥。倪柝声针对西方基督教宗派观念，提出教会不是“英国的安立甘”，也不是美国的“美以美”或者德国的“路徳会”、荷兰的“改革宗”，教会是中国本地的，属于中国本地的中国人，批判了西方脱离中国土壤，远离中国文化、凌空蹈虚的现实，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派丛生的乱象给予回击。基督教与地方文化网络的关系及其与地方社会的文化、社区和居民组织的关系，基督教信仰与民间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应该构成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主要内容。可见，福州基督徒眼中的纯“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是不受他们欢 迎的。
       倪氏对西方差会批评的利器是基督徒信仰来源的《圣经》他在 《向读直道特刊者先说几句话》一文中说，“惟当这守遗传教训最深，重人意组织最盛的时候，（直道）却可以引起我们对这些怀疑，引起我们向圣经里面去探讨……圣经里的严格，不会失之“太过”；圣灵里的自由，不会失之“混乱”；这是不必我们过虑的。不査考、不知道、不明白、不顺服，这却是我们的大弱点！       借此，他批评了各差会的林遗传教训最深” 、“人意组织最盛”鼓励基督徒要从此中“怀疑”、“向圣经里面探讨”。倪氏自己也按照《圣经》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圣诞节也进行了刨根究底，他写了一篇《圣经眼光中的时事——圣诞纪念》对天主教、新教各差会过圣诞节发出诘问：“我们的问题，我们所管的，不是人如何说，乃是神如何说。'主如此说乃是万事最高的法庭” “圣经有纪念主耶稣诞生的命令吗？如果神的儿女肯问这一句话，他们就要得着神的亮光照耀他们。但是, 可怜！多少的人已经忘记了有问这一句话的必要。照着圣经的命令，主只叫我们在晚餐里记念他的死而已。他并没有命我们作圣诞节，也没有命我们守复活节！这些都是罗马教的流毒……'神若没有命令，我怎么敢作呢？”       倪氏从圣经经文本身推断：“圣经既无明文，谁也不能说定主耶稣是在何日降生。但是，无论如何，12月25日总非基督诞日，这是可以断言的。路加二章八节以为主耶稣降生时，有牧人在旷野看守羊群。按着当地的规矩、惯例，10月一到，牧人就不在旷野按着更次看守羊群了。谓在12月尾尚有牧人在野，是必无的事。”
       这对今天中国人，不管有无信仰，都热衷过圣诞节无疑是一个嘲讽。倪柝声对这种现象的批判，其实是继承了欧洲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唯依《圣经》、唯靠信心的做法。作为基督徒，他不过圣诞节, 以自己的行为向当今中国人推崇的西方文化挑战。倪氏更在《基督徒报》中列出中国不合乎《圣经》的刊物名称，说“售书机关多利用广告，以招人购买，买书者不察，致常受欺”。现在，他要以“诚实、公正、合乎圣经”的眼光来评议书报，叫诸君知所适从。书报评议的锋芒直指最大的传教士联合组织——协进会，将这些赫赫有名的刊物划入信仰不合圣经、信仰复杂者类，等于直接向这些国内最知名的基督教刊物和组织提出了挑战。
       三、福州基督徒眼中的民族主义
       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时有冲突，这在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群中尤其 是一敏感问题，以致当时有言：“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但是，如果果真多了一个中国基督徒，西方就多了一个西方人吗？事实并非如此。基督徒在海外，并没有因其基督信仰而得到西方人的尊重，依然是一个备受歧视的中国人，西方的“上帝”也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倪柝声本人在海外受到的冷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说：“我在伦敦时，有一天由南安普敦(Southampton)回来，天色已晚，想找旅馆开一个房间过夜，不料因为我是中国人找了好几家才肯接待。又有一次我在芝加哥时，正好有万国博览会，那天我一连找了8家旅馆，都是回答说，我们不作你的生意。我是中国人，人不接受。”后来酒店老板发现不断有人看望这个中国人，才知道他是个“大人物”，转而向倪柝声道歉，并在倪离开时坚持亲自为他送行。
       当面临着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冲突之时，倪柝声以中国基督徒民族主义的立场予以回应。他曾数次被邀请在国际性的基督教大会上发言,但他一再强调自己的华人身份；“一个中国人，在英国是中国人，回到中国仍是中国人。换地不换人。”倪氏对生他的中国充满了爱，对自己是中国人有一种自豪感。此种立场显然是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于当时有许多留学生到海外后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他责备他们说：“一个人到外国去，虽然人在外国，但还是服在本国的元首底下。以中国人来说，一个爱中国的人在外国人中生活，可以对人说，我乃是中国。他不是说我乃是中国人。但另有一班留学生，在外面怕认自己是中国人, 就常对外人说中国不好。也有一些政治犯更不用说了，他们乃是在那里破坏中国。但是一班真正爱中国的人，对于中国有一种特别的知觉，他 能够说我就是中国。”
       倪柝声对西方列强所谓的“民族优越感”也大加鞭挞，对于他们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是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这极不公平：“许多西方人都知道，在一个世纪前，列强与中国通商时，曾凭藉武力，强迫中国接受一项无理的条约，使中国人-直痛恨于心，我所说的就是“治外法权”。根据这条约，某些中国领土被割让与列强，他们的百姓若有人违犯了中国的法律，可以豁免于中国政府的制裁，只要照他们本国的法律，受审于该国的领事，或是其他的政府官员就可以了。这是一种高压的通商，今天大家都公认，这是不公平的的。”
       倪柝声对西方的批评并没有使他走向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这或许与他是一个基督徒密切相关。在对西方宗派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勇猛批判的同时，他也认为文化的差异不可用调和的做法来解决，而须相互尊重。首先他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他以同为东方文明的印度和中国为例来说：“中国人吃饭是用筷子，印度人是用手抓。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吃两顿，大家口里虽然不说话，心里不舒服；两人两天就要吵起来，受不了。你觉得吃饭要用筷子，用手抓太不像样；他觉得我们是痛痛快快的用手抓来吃，不像你们那样的虚假客套。你要说他不对，他要说你不对，这是文化的区别。这一种文化的区别，是相当为难的。
       此种情况在西方社会也存在，他以同属西方文化的犹太人与美国人 为例说明：“比如同样一个月赚200块美金，美国人讲究吃好饭，租好房子，鞋子一天擦一次，衬衫一天换一件，皮鞋两个月买一双，家里面弄得好好的，剩下十几块钱就够了。犹太人却一个月用10块钱，省下190块钱储蓄起来。他计算不擦皮鞋就可以省多少钱，不买皮鞋又可以省多少钱。衬衫不换让它脏，肥皂的钱又省下了，住的地方小一点不要紧，吃的东西也可以马马虎虎，不像美国人那样讲究舒服。只要银行里的存款多起来。犹太人看不起美国人，因为他们穷得很。美国人也看不起犹太人，说他们的衣服不整洁，住的地方脏得很。”
       倪柝声认为，文化差异并不能为西方人的民族优越感张目，相反, 他认为西教士必须去除其西方文化优越感，入乡随俗。如果西方传教士把人为的区别带来，人际关系就会受到损害。倪柝声所采取的方法不是依靠西方传教士施予让步性的调适，而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直接文化对等”的方式。这种“文化对等”的依据，既不是西方哪国、哪派的文化，也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基督教的《圣经》，这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信仰的本能。
       倪柝声根据《圣经》中的经文，提出在“新人”里面是没有区别的，他更进一步具体分析西方对中国人有“五个区别”必须要彻底消除。第一项是“希利尼人”和“犹太人”的差别。对此，倪氏认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因此希希利尼人和犹太人指的是民族、国家的优劣区别，但在《圣经》里，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把乡土观念、地域观念一带到教会里来，就根本不认识教会。此外，倪氏认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这一个区别，还有第二个意思：“犹太人所代表的,乃是宗教性的民族，希利尼人乃是代表哲学和聪明。在历史上，你要说到宗教，你就提起犹太；你要说到哲学，你就提起希腊。今天所有基本的科学、哲学，都是从希腊出来的。一直到今天，所有科学上的名词，都是以希腊文字作根据的。所以智慧，是以希腊作代表的。要说到科学哲学，就说希腊；要说到宗教，就说犹太”，而且“各地方的人，常有不同的国民性。比方南边的人都比较热情，北边的人都比较冷静。南边的人都比较轻浮，北边的人都比较稳重。像热带地方的人，他们是整天跳跳蹦蹦的，但是像北欧一带的人，他们不只不跳，并且好像很呆，不大动”。这是国民性的不同，这也客观存在，不应互相贬抑。
       第二项差别存在于“自主的”和“为奴的”之间，指的是社会阶层、社会地位的差别。倪柝声说：“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听了自主的和为奴的，或者不觉得这一个区别的厉害。但是你们要记得，保罗写这三封书信，是在罗马掌权的时代，那是奴隶制度最厉害的时候。在罗马的时候，有牛的市场，有羊的市场，也有人口的市场。就像在上海有许多的交易所.有纱布交易所，有杂粮交易所，有证券交易所，有金子交易所。当时，在罗马也有人口交易所。他们打仗多，掳来的人也多，就把所掳来的人摆在市场上卖。假定说，这些买来的人生了儿女, 主人觉得他们吃饭太多，也可以把他们拿到市场上去卖。这是罗马时候很普遍的现象，人也像其他的货物一样，能买进，也能卖出，并且也有生产，生产多，市场买卖就好。所以在那一个时候，一个自由的人和为奴的人有大的区别。虽然民主政治是从罗马起头的，公权、选举、投票，都是从罗马起头的，但是那时光是自由的人能得着，为奴的人什么都没有。你打死一个为奴的人，是讲他值多钱，就还他的主人多少钱。
       这一个人是没有公权的，所以没有人命的关系。打死一个奴隶，像打死一条牛一样，最多不过是还牛价，不要赔命。并且如果父母是奴隶，生出儿子来也是奴隶，他们的生产是归于主人的。他们的一生没有自由， 除非主人把他们放了。若是他们逃掉了，所有的奴隶都得以十字架钉死。这一种的阶级，比今天的主人仆人、老板伙计、上司下属中间的关系，不知道要厉害多少倍；今天在任何的地方，没有这样的阶级。神的话是说，这一个阶级要消灭。哥林多、加拉太、歌罗西三处的圣经都是说，并不分自主的为奴的。这一个，在基督里已经除掉了。”
       第三，男女之别，这里特指文化意义上的性别歧异。倪柝声认为，男女之间不是哪一方压制一方的问题，这种歧视性区别在基督里也已经消除了。虽然在世界里，男人有他的地位，女人也有她的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有他的地位，妻子也有她的地位。但是在基督里，男和女的地 位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所以对后世西方流行的似乎十分“先进的”女权主义必定不会苟同，是因为在他看来，张扬某种性别而压制某种性别，既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圣经。
       第四，化外人和西古提人的差别：两者所代表的是教育差别。倪柝 声认为：在希腊的古典文学里，西古提人和加拉太人是常常并题的，所以西古提人是受人尊敬的人……说起山西人，你就想到开银号的…… 说起绍兴人，你就想到在前清时候作师爷的……西古提人是被人尊敬的，化外人是被人看轻看的……把一个道地的英国绅士，和一个非洲的野人放在一起.他们文化的标准差太多了。可是保罗告诉我们，不管是化外人也好，是西古提人也好，这一个分别也消灭了。”
       第五，“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差别。倪氏认为这一个区别，是在于身体上的记号，是宗教的外在表现。割礼是犹太人在孩子婴儿期时候，对身体进行切除男性生殖器上的一块皮，以这种特殊宗教仪式作为其归属上帝的身体记号。犹太人高崇这种割礼记号，将身体上没有这种 记号的民族一律视为“犬类”，这种差异造成了人类最极端的宗教歧视。
       倪柝声承认，文化在客观上的确具有差异，但他认为文化从价值上并无优劣贵贱之别。当时倪柝声针对的主要是，从其文化上必须除去西方人的优越感，而不是进行表面的、文化上的调适。他还指出，根据基督教会信仰就必须真正做到，消除文化上的差别，西方传教士必须做一 个“大的人”，容纳不同族类的文化，而不能高高在上，必须代以无上的爱。在他看来，西方人在文化上维持差别、泾渭分明、标榜自己文明的优越性是仇恨、战争的根源；而放下身段、俯就别人，将所有文化都摆在同一水平上，人类才有和平的希望。要消除文化上的高下差别，西教士应该首先做出榜样，千万不能把民族的优越感、社会地位的差别、性别的差别、教育的差别以及身体记号的差别带进中国。首先，必须否认、放弃自己民族的文化优越感，降卑俯就，甘愿与他人处于同…水 平，才能达到与中国人的和平共处。其次，人们要学习，“在罗马人中 就作罗马人，有律法之下的人中就做律法之下的人”，在什么种文化之下的人，就做什么种文化之下的人。倪柝声说，如果有非洲的弟兄到中国来，就应当用筷子吃饭，他不应觉得自己更低，不配用筷子。同样重要的是，倪柝声提出，自认为代表了近代先进文明的大英帝国的国民一旦来到中国，他就应当学做中国人。千万不要自以为高明，否则的话, 就会使别人受伤害，就得不着中国人。
       四、小结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赖以栖息的所在，文明又需要在交融、碰撞中更新，而且需要在交融中坚持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近代以来，来闽西教士对福州社会的方方面面多有记载和描述，对西方社会认识中国、认识福州产生深远影响。处在文化交融中的本地民众对西方的认识往往却为人忽视，而中国基督徒对于西方文化的某些理性批判和真知灼见，更不为人知，如倪柝声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就是其中之一。他面对西方文化既不妄自菲薄，又不狂妄自大，而是将东西文化都摆在同一 水平上，去除其文化的尊卑高下，不让强势文化压抑弱势文化。
       在倪柝声看来，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夹杂着太多的西方文化中的“细菌”，并不纯净，他所要做的是尽可能地洗脱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上附加的因素。他也对中国人能够解读西方经典高度自信，这是源于他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从而能够摆脱西人的羁绊，同时又吸收西方思想文化中有益因素，建构了中国人的信仰理论，将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手中，建立了中国人的本土教会。上海的《通问报》认为,倪柝声这个中国人“打倒” 了西方传教士的“长老宗”、“内地会”、“弟兄会”等等，建立起独立于西方差会的本土教会。倪柝声对西方文化的理性批判，尽管激起了西方传教士的嫉妒和批评，但他最终还是贏得 西方基督徒的佩服和尊重，许多西教士就谦虚地来到这个中国人这里, 承认自己的错误，低下他们骄傲的头，聆听这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 人的教导。对此，某些西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的失误，而对倪柝声不由地敬佩。如西人传教士牧如农柱1934年的《通问汇刊》上的坦言: 要以倪柝声为榜样，“更正我们的方法”。他们也承认倪柝声的确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西教士从未有过的新鲜和活力。
       福州基督徒处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第一线，对西方教育、科技、文化 既有感性的直观体会，又有理性的批判。作为基督徒的倪柝声，多次以其略带福州腔的官话在西方基督教大会上公开发言，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以中华文化的本位来回应西方文化，对西人和西方文化既不盲目信从，也不一味地吸收。这对一个基督徒，乃至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从倪柝声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中可以看出，他既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又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
限于篇幅，注释从略  作者介绍林金水，男，1946年生，福州人。曾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院长、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政协常委，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比利时鲁汶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长按二维码识别关注我们点击阅读原文，获得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