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式智慧文化的作用
中国式智慧文化，在丛林社会，大有作用，即便在现代社会，也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人性的弱点》中，有一句话：中国人学美国人很容易，但中国人学中国人很难。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拿说话来说，因为西方国家说话相对直白，当然也不一定是大家理解的那样露骨，而中国人说话往往带着言外之意，做事也一定是你当下所看到的，有更深的目的。这个也是“中国式智慧”。
以纪晓岚舌战群儒为例。
有一次，纪晓岚因为立了大功被封为“礼部侍郎”，和珅心中非常不满，于是设了一个宴席，并商量着几名官员“要给纪晓岚一个下马威，让他当众出丑。”
纪晓岚来了，刚坐下，门口突然出现一只狼狗（肯定是计谋好的），和珅眯着眼看着狼狗说：“诶？这是何物？……是狼是狗啊？”
旁边的江南道御史接着说：“这……是狼（侍郎）是狗啊！”（一语双关的手法）
话音刚落，在场十几名官员都听出了弦外之音，大家都嘲笑起来，纪晓岚也只能跟着笑。
但毕竟饱读诗书，懂得“中国式智慧”的人。
纪晓岚接着说：“和尚书（和珅的职位是尚书），你饱读诗书，竟分辨不出狼和狗，没关系，我今天就来教教你。这是狼是狗啊，得看尾巴。往下竖是狼，往上竖就是狗。各位记住了，上竖（尚书）是狗！”
（注：狼和狗的尾巴在结构上应该差不多，都能上竖和下垂，只不过因为习性不同，稍有区别，但也不是绝对的。狼是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需要亲自捕食，因此隐蔽非常重要，同时它也是警惕性极高的动物，所以很少会把尾巴高高举起来。而狗是其主人喂养的，它要举起尾巴引起主人注意，摇尾巴讨主人喜欢，目的明显不同。所以，这里考察一个人知识面的宽广，纪晓岚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面，这个对话就不大好对下去了，可能要走另一条道了。）
众人反应了一下，哈哈大笑了起来，和珅尴尬地跟着笑，纪晓岚博回了颜面。
不料，一旁的御史大人坐不住了，狠狠地说：“真是巧舌如簧！狼吃肉，狗吃屎，它吃屎，是狼（侍郎）是狗，毫无疑问呢！”
纪晓岚答道：“这位大人瞧着眼生，请问尊姓大名，官居何位呀？”
御史大人答道：“在下姓刘，新上任的江南道御史。”
纪晓岚笑着说：“原来是御史大人，久仰久仰！御史大人有所不知，这狼虽然吃肉，狗也不是不吃啊。这狗啊，是遇肉吃肉、遇屎（御史）吃屎。”
话刚说完，御史大人立马尴尬住嘴，全场其他官员也不仅为纪晓岚的说话艺术所折服。
“话里有话”，是中国人说话的常见方式。能听懂别人的话，然后高情商应对，能让你整个人显得有智慧、有格局，方方面面都吃得开！
四、中国式智慧文化的倒退
中国式智慧文化有的是阴谋奸诈无底线，为的是权力至上人吃人，是一种人吃人的文化，形成的格局是相互倾轧，等级分明，最终导致的是人将不人，人种退化。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儒、道、兵、法、墨、纵横、阴阳等许多学派。这些主要的学派不仅都非常关心政治，还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治人”（吃人）；而治人就必须讲究方法，讲究方法就是智谋，就是谋略，就是权术。有人总结说，儒家，在修身中泯灭个性；法家，民众只是皇权的工具；道家，唯一的反叛方式是逃遁；佛教，四大皆空，红尘无我。
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智慧、谋略、政治有影响的学派虽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状态，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核，也就把握住了中国的谋略和智慧。
儒家的智慧是极为深刻的。它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其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直接以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让人们自觉自愿地为王道理想献身。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其实，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法家的智慧很特殊。法家之法作为君主统治天下的手段，是建立在非道德的基础上的。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就特别强调“势”。“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的权威。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呢？这就需要“术”。“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中国的“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就在于“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则是权术阴谋。这些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
道家的智慧是极为聪明的。黄老的有关著作处处流露出智慧的优越感，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的鄙夷和不屑。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它认为天地万物都受“道”的支配。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永远不可改变和亵渎的；世间的人是有限的，对于“道”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那么，如何体味和遵循道呢？黄老哲学认为，那就是要顺应自然，要无为，然后才能无不为。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圣人没有自己的主张，万物的自然运行就是圣人的主张。人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不能顺应自然，在现实中就容易招致祸害。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这三家的智慧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总是相互融合，甚至进而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各个学派的思想相互消长而已。
智谋型文化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民族的性格特征。当然，这里不仅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人的学问往往被理解成谋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话。有许多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谋划、算计别人上，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内耗。遗憾的是，谋划和算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有用，而且早已上升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为人们所称许的处世态度。它已经不是一种“术”，而是人生的“道”，已成为中国人难以改变的文化精神。一般所说的中国人善于“窝里斗”，就由此而来。
然而，中国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术，也就是说，术只是道的表现形式，道则是术的根本，是术的决定因素。只要掌握了道，术就会无师自通，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兵家，他们都是正大光明的“阳谋”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要求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是智慧谋略。如果颠倒了这一关系，那就无论如何也弄不懂中国的智慧。
所以鲁迅先生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成大事者，古今未有。
因为，权谋决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中国权智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内外都渗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圣、智兼备的谋略家。
中国式智慧文化认为，打击对手，又不暴露自己，躲在暗处达到目的，是最高明者。捧杀对手远比棒杀小人更有效，虽是小人伎俩，但君子的这种做法无可指责，符合宇宙之道。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所以应该多多使用阴招，这样才能暗箭伤人。不能讲究底线，才能出奇制胜。宇宙之大无所限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所以在中国，人才常常是指那些善使智计的。智计多寡、优劣，往往也就成了判定人才高低的重要标准。同时，人才又不是完美无缺的，再突出的人才也有智计失算的时候。正因如此，明智的统治者在招纳人才之时，并不会对人才的智计一味听从，并不会对人才盲目地依赖。在重大问题上，他们总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甚至完全不用一切智计。凡事都讲究智计是人才的缺点，只有了解他们，才能更好地驾驭和用好他们。
一些比较高明的中国式智慧认为，治人者必人治也，治非善哉。意思是说，惩处他人的人一定会为他人所惩处，惩处并不是好的方法。一味整治别人的人，自食其果的事屡见不鲜；和天下人结怨，自己便没有了退路。让人屈服不如让人敬服，用大棒建立的威严一日便可崩塌。真正的智者不会把心思和精力全用在征服别人之上，他们更不会相信“征服”这回事。他们看似毫无用心的平淡交接，毫无所指，却能使任何人都心生感动，向之靠拢。这种凝聚力是无形的，也是最牢固的，它使所用的机巧都不攻自破。
秦朝施行的是严酷的刑法，结果很快就灭亡了，夏禹、商汤、周文、武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长治久安，就是因为施行了相对仁德的政治。
百姓所追求的，是生存，君主所畏惧的，是叛乱。
对于统治者来说，不清楚百姓的内心所求，要想治好天下、统治万民是不可能的。历朝历代，百姓的愿望并不高，他们不过求取可怜的生存而已，为此他们总是隐忍了太多的苦难。封建君主向来恐惧百姓造反，他们所推崇的御民术多在阴谋手段上下工夫，其实远离了御民的大道。只要让百姓不失活路，他们所害怕的事往往就不会发生了。
高明的统治者总是想方设法不让众怒高涨，从而危及自己的统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能驾驭百姓，大难就在眼前。尽管百乱的祸根是封建专制和封建统治者，但每杀一个统治者抛出的替罪羔羊，百姓的怨恨终是有所消减的。如此缘故，历史上被诛杀的贪官恶吏虽然不少，却不能彰显统治者的公正和无私。
在中国，因为“治人”也就是“吃人”权谋智慧的长久运作，百姓因为长期属于被吃，已经养成了羔羊的性格。只关心吃草玩乐。曾有个日本人在书中说：在中国旅行时发现，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书店却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国家”，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
西方旧时代的知识人要么独立谋生，要么敬拜上帝；中国读书人有知识只是为了有官做，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旦失去君王的宠幸机会，就说自己要当隐士。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极度热捧书法，不过是一种被阉割了的公共表达。
长期人吃人，处于一种动物式的角逐，人的社会也变成了丛林式的社会，造成中国文明不断倒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张宏杰认为，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人形象最好的时代。那时候的中国人，个个都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也就是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那时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都能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形象落差之大，让人不敢相信。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由于是丛林社会，这就决定了社会长期处于内斗状态。中国人智慧的极限：长城，关起门来窝里斗，从来就没有成功抵抗过外侵，但还要修下去。文化也是一样的，易经，阴阳不调、五行不通，哪个朝代不遵行，哪个帝王过凶关，还是要算去下去，周易大师自古找不到自己的吉地，吉日。围棋术，人际搞的特别复杂，孙子兵法其实是围棋思维，每逢外敌都败北而去。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大汉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逃遁。从西京往东京逃，又从东京往南京逃，又从南京往杭州逃，最后，没处逃了，跳海了。华夏文明从此残破不堪。
后来，又往南洋逃；再后来又往四面八方逃。现在，又往澳大利亚和美国逃。
中国式智慧文化下的社会必然变成的是动物角逐式的丛林社会，那些领悟的人们只好想着往别人建设好的地方逃，很难继续坚守自己的家园，改变丛林社会。
因为中国式智慧文化属于动物角斗式文化，所以表面上看似文明，本质上却是动物本性。所以，中国文明其实早在公元前就已经注定了，要远远落后于西方。
比如古希腊人就已经知道大地是球体。古希腊人埃拉托斯特尼在公元前测算出地球周长为39000公里。他是世界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测量出地球周长的人。他还设计出经纬度系统，计算出地球的直径。直到2000年后才启蒙了中国。
玻璃发明于4000多年前，中国还在原始社会。（注：夏朝，约公元前2070~前1600，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后人常以“华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根据史书记载，大禹传位给他的儿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可见4000多年前，中国的确还是在原始社会。）
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鞋底泥,、粪坑泥、烂草鞋、洗脚水、狗屎汁、猪槽垢、香炉灰、裹脚布、月经布、脏内裤、吊死人的绳子……都是药。这跟其它国家古代科学相比，如3800年前的莫斯科数学手卷 《Moscow papyrus》和3600年前林德数学手卷《Rhind papyrus》，以及2000多年前的阿波罗尼奥斯的《速算》、《不规则无理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现象》、《光学》、《反射光学》，帕普斯的《数学汇编》，托勒密的《光学》、《行星假说》、《天文学大成》，阿基米德的《抛物线求积》等等科学成就相比，完全是丛林社会里原始人汇编的原始文化。
中国也没有发明很多最基本的东西。
中国古代搞出了简易的板凳，没有搞出更舒适的椅子。椅子要上溯到汉魏时传入的胡床。
中国古代音律只知道5音(“5音不全”)， 7音是西方传来的。
中国古代连标点都发明不了。人们看文章完全看心情断句。
中国古代连加减乘除等于之类的数学运算符号都发明不了。
欧洲马车用弹簧减震已经有多个世纪；清朝皇帝的马车用麻草或布帛减震。
中国发明不了硬笔(铅笔、钢笔、圆珠笔)，墨水瓶，西式墨水。用毛笔、砚，且墨水要现磨。2000年来没法随时拿出笔写字。
中国没有西方发明的自来水和肥皂，连洗澡都难。在西方的肥皂引入中国之前，中国黄河流域的古人使用皂荚来洗衣服，而长江流域没有皂荚树，于是他们发现有另一种树，其果实跟皂荚的性能一样，可以洗衣服，但是，比皂荚更为肥厚丰腴，所以，给它取名叫肥皂子，也叫肥皂果。后来西方人造去污剂引入中国的时候，就慢慢使用了“肥皂”这个词。所以，虽然没有瘦皂，可是有不肥的皂，就是“皂荚”。在西方，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起源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两条河中间的地方”，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就已经有了肥皂配方。4300多年前，巴比伦就已经记载了制造肥皂的公式。意大利庞贝城(2000多年前)废墟中，挖掘出肥皂工厂。圣经上亦提及肥皂。中国在100年前才听说了肥皂。
鞋子。中国古代鞋子左右都不分，例证，秦兵马俑的鞋子是左右不分的。
中国对科学的贡献也远低于世界平均。不是靠西方科学，只怕连静脉、动脉还没分清楚。人均寿命大概跟清朝一样30出头。所谓5000年发明了大约0个机器，提出的公式基本为0，科技书籍的内容基本是外国人的原稿。电灯，电报，电话，收音机，电影，电视，键盘，电脑，互联网，复印件，传真机，电扇，空调，洗衣机，汽车，列车，飞机，潜水艇，卫星(俄国)，飞船(俄国)，太空站(俄国)，元素周期表(俄国)，火箭(俄国)，直升机(俄国人)，机器人……伟大的发明都是外国或者西方的。中国连个中文键盘都没发明出来。中国不可能靠自己发明出计算机，进入信息时代。电子计算机、光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生物计算机、DNA计算机的概念和发明都和中国无关。
所谓中国的一些发明基本也不是真的。
如勾股定理。约公元前100年中国的《周髀算经》记录了勾股定理：勾3股4弦5。而公元前1800年巴比伦记录了15组勾股数，最大的一个勾股数是（18541，12709，13500)。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提出了毕达哥拉斯定理，A平方=B平方+C平方。中国“发明”的是一个别人早已发现的最简单的勾股数，根本不是个定理。
还有2进制。有人说中国发明了2进制，证据是中国发明了八卦。2进制有2个数值，1和0。2进制的0是0。2进制的1是1。2进制的2是10。2进制的3是11。2进制的4是100。不是靠西方，中国连2进制的概念都没有，倒是真的。
而中国的很多进步是靠西方的帮助。
历法——中国农历是德国人汤若望根据公元前的古希腊历制定的。元朝时，波斯人扎马鲁丁参照伊斯教历制定《回回历》和《万年历》。中国的《授时历》及《大统历》均参照伊斯教历制定。
地图——公元前六世纪的巴比伦世界地图，是最古老的世界地图。元朝时，波斯人扎马鲁丁用阿拉伯制图技术制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地理总图《元大一统志》。明朝时，意大利人利玛窦制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几何学——中国明朝开始系统学习平面几何，清朝才开始学习立体几何，课本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带来的《几何原本》，古希腊公元前欧几里德的著作。利玛窦带人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书。许多中文几何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直角、锐角、钝角、曲线、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心、外切、几何，以及星期等等都是由他们创造。
华人中学数学水平“很高”，但是没有几个数学公式是华人搞出来的。数学大师丘成桐先生认为：不要说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瑞典，以色列，日本，就是连瑞士的数学水平都超过中国。
太空船，太空站——科技上俄罗斯人发明了元素周期表，火箭，直升机，卫星，天空船，太空站。中国的太空船、太空站抄俄罗斯1970年的技术，水平低于俄罗斯当时的程度。
中国J10战机发动机是俄罗斯提供的。99坦克发动机是乌克兰提供的。辽宁号航母是前苏联送给中国的过时的东西。
总而言之，中国只有3000多年文明：中国最早的文字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直接证明5000年中国文明的说法是个不严谨的，那是个连文字都没有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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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智慧文化1/3
中国式智慧文化3/3
（本文来源于微信公号：洗涤重生，微信号：xidichong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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