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 | 中国特色:时间银行的本土化创新【时间银行:区块链基础上的互助养老①】-I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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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功 | 中国特色:时间银行的本土化创新【时间银行:区块链基础上的互助养老①】

阅读量：3823131 201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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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时间银行的本土化创新
陈功 |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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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陈功教授
时间银行即倡导用户把闲散时间储蓄起来，提供服务并记录时长，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从中“支取”，予以兑换。这一概念传入我国后，其内涵与外延不断创新。作为“舶来产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时间银行”必须立足国情，将时间银行发展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营造有中国特色的时间银行产品与机制。当前我国大部分“时间银行”在实践层面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虽然出现了一些创新做法，但发展中仍然面临一系列认识、资源、技术、机制等问题。因此，要坚定信心，在本土化过程中坚持政府主导地位，营造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文化，利用新技术突破发展瓶颈，共建共享，走出一条“政府、市场、社会”三者融合的特色道路。

时间银行概念的本土化过程
“时间银行”这一概念，一般认为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经济停滞、物价上涨、失业增加期间，由埃德加·卡恩(Edgar S. Cahn)作为社区层面的一种应对策略所提出的。之后在国际上迅速传播，目前已有1000多家“时间银行”。在我国，“时间银行”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各地在开展实践过程中也大多是进行一种概念的探索，且多以广义的时间银行即“具备存兑机制的志愿服务模式”为主，并突出“互助养老服务”。笔者认为，我国的“时间银行”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概念与提法，但随着在我国的实践内容上不断创新，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即强调“互助”，突出志愿服务引领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文化氛围营造，并逐渐与社会建设与新技术发展相结合，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一种新模式。
首先，我国“时间银行”在概念上延承了“Time Saving”及“Time Bank”两层含义。“时间银行”在国外的发展借助劳动交换与合作生产理论，经历了从“劳务货币”到“时间美元”再到“时间储蓄”“时间银行”的转变，在此过程中逐渐发展为两种具体内涵：第一，“时间银行”应为Time Banking（Time Saving），即“时间银行”是不分人群的时间货币或者时间积分储蓄、消费、交换的一种机制或者平台。第二，“时间银行”应为Time Bank，是基于时间银行机制或者平台的实体组织或者机构。我国“时间银行”的本土化过程中也正是传承了这两层含义，既是一种互助机制，也用来指代实体机构。
其次，我国“时间银行”在延承基础上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融合。自“时间储蓄”（Time Saving）和“时间银行”（Time Bank）概念引入后，我国“时间银行”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上呈现多样化发展特点，并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名称为例，我国各地结合当地情况，发展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项目名称和机构名称，如项目上出现了“时间储蓄”“爱心储蓄”“养老储蓄”；机构上出现了“爱心时间银行”“公益银行”“志工银行”“道德银行”“互助银行”等。这些项目和机构名称的出现，体现了我国诸多传统文化与互助互利思想，如儒家的“义利观”“仁爱观”“大同观”，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道家的“太平世道”设想和“承负说”，佛教的“慈悲助人”等。在实践中我国宗族的“通财式互助”和民间的人情往来，与时间银行机制也十分相似。
再次，“时间银行”内涵与外延不断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我国“时间银行”的发展是从养老事业开始，并在功能上从传统的互助养老向志愿服务、大学生德育培养、人力资源开发、区块链应用、社会公益项目开发等内容发展。我国对“时间银行”概念的实践与发展，在体现“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孝老、爱老、敬老”的传统文化精神基础上，积极探索了新的内涵与外延，既服务了我国人口老龄化事业，又为社会治理、科技应用、人力资源开发、社会和谐发展、现代文明构建、创新创业等提出了新路径。
综上，我国“时间银行”概念的发展，既强调了时间银行中“时间储蓄”的机制性，也在实践中确定了时间银行的机构性，还随着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出现了新的内涵与外延。

时间银行本土化实践特点及创新
当前，我国“时间银行”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文献回顾结果显示，目前国内“时间银行”机构共有146家（不包含港澳台），实现了大陆地区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全覆盖。我国“时间银行”本土化过程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时间银行”是市场、政府、互助三种模式的综合尝试。西方发达国家“时间银行”通常有三种发展模式：第一条路是以政府为主导。第二条路是以市场为主导。第三条路是以社会为主导，以志愿服务为主导。我国时间银行走的是这三条路的混合模式，原因在于单靠政府或市场是不足以完成整个时间银行“信用与服务体系”建设的。然而，我国时间银行的发展又必然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同时也需要开发人力资源，倡导更多社会公众参与其中，因此本质上是政府、市场、个人（社会）的一种结合。
二是，当前大多“时间银行”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从服务的形态上看，时间银行既有单向服务，也有双向互助，但整体上以单向为主。单向指服务方为老人服务，双向指老人和服务方相互之间服务。从参与人群来看，有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服务，中青年人为老人服务等。从内容来看，现在较少有标准和规定。从机制来看是松散的。从服务的记录来说，大部分是以纸质记录为主，小部分采用电子化的记录，或者是互联网系统的信息管理，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固定的记录方式。从组织方式来看，多以临时性为主，即通过组织活动的方式促进参与。从预防风险来看，大部分“时间银行”机构均未给服务双方购买保险等，也没有必要的风险预防机制。从服务质量来看，当前时间银行基本无标准评价。总之，先行者大多已失败或者名存实亡，存在纠纷和风险。仍然运营的大部分时间银行在实践层面还停留在自发、概念或者尝试阶段，缺乏稳定的机制和可持续的设计。
“时间银行”在我国发展尽管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仍然出现了立足国情的创新。
首先，时间银行+高校/共青团组织：广泛动员并引导大学生/青年群体广泛参与。“时间银行”的持续发展离不开高校大学生群体的参与，近年来高校时间银行成为一种全新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模式，“时间银行+高校/共青团组织”成为时间银行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也是本土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模式。比如，四川大学团委发起的“时间银行”志愿服务专题活动，依托注册青年志愿者开展活动；江西南昌市东湖区区团委与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南昌市卫校四所院校共青团组织建立长期的“区校共建”模式，探索东湖区居家养老志愿服务“时间银行”和青年志愿服务的深度融合，形成了“提供养老服务-量化为时间存储-支取养老服务”的良性循环，在解决居民养老现实困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时间银行+“三社联动”：发挥社区社工及社会组织联动作用助力发展。“时间银行”的主要实施场域在社区，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落脚点、发力点。近年来，时间银行的发展呈现出“三社联动”机制在社区同步落地、相互促进的趋势。比如，广州南沙“时间银行”依托社区志愿服务团队，注册“时间银行”团体会员，参与主题公益活动，成为“三社联动”有效平台；湖北省黄冈市东湖街道六福湾社区积极探索在“党建+三社联动”工作机制中引入“时间银行”模式，推动社区居民及党员广泛参与社区为老志愿服务；开封市Y社区“时间银行”采用三社联动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由社区牵头、社工负责具体执行；今年，杭州市民政局正式印发《杭州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试点工作方案》，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为驱动，建立以“时间币”为核心的服务兑换和激励机制，助力“时间银行”在社区落地生根。
再次，时间银行+“互联网”：时间银行不断与新技术的应用与普及相融合。时间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记录与通兑方式难以统一、信息共享平台不完善等问题，当前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区块链、O2O等模式和平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机遇。“时间银行+互联网”已经成为发展共识，全国已开启部门试点。比如，2013年，广州市南沙区首创“互联网+社区服务”的时间银行新模式，“社区长者大配餐”项目采用APP订餐，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服务需求统计及志愿服务记录。2015年，上海时间银行专门搭建了IT运营平台，运用O2O的方式将时间银行进行线上线下整合，并与上海幸福九号电子商务公司合作，依托其线下3000多家居家养老服务店、大型的老人乐园，以及6000多名专业养老服务人员，打通服务平台以及交换机制。2018年12月，中国首家电子时间银行在青岛正式问世，由中国平安负责技术支持与运营指导，以电子社保卡为载体，通过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创新技术，为志愿服务搭建“时间交换”平台。今年1月，该公司又推出三村晖“时间银行”服务模式，以继续深化“互联网+时间银行”试点。

时间银行本土化实践问题及对策
由于“时间银行”概念是从国外移植而来，在本土化过程中处于起步阶段，当前影响“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政策支持不足，前提因素是认识问题，直接原因是资源问题，技术、机制问题是间接原因。
首先，公众对时间银行认识不足，是“时间银行”难以持续发展的前提因素。时间银行作为一种新型的互助养老或志愿服务模式，目前开展机构数量激增、学术研究显著增加，但公众对“时间银行”认识不足是本土化历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制约“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因素。造成认识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各地试点规模较小，未形成规模化、聚集化发展模式。二是社会媒体对“时间银行”宣传力度不足。
其次，国家缺乏政策的规范与引导是“时间银行”难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时间银行”离不开政府主导，其中法制建设是关键，当前“时间银行”发展缺乏国家政策的专门规范与引导。虽然国家层面已经有7部政策法规中提到发展“时间银行”，初步具备法律和技术保障，但缺乏针对“时间银行”的专门立法，如时间银行的合法性、管理者的职责、储户的权利与义务等，制约了“时间银行”的风险防控与可持续发展。
再次，缺少有效运营的人财物资源，是“时间银行”难以持续发展的直接原因。“时间银行”作为一种志愿服务模式，在实际推行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保证持续的人力资源、丰厚的资金支持以及场地、物资等软硬件设施。当前“时间银行”机构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大，人员数量少、待遇差；运营资金高度依赖政府；同时机构发展也面临缺乏专有场地及物资保障的困难，“时间银行”发展没有必要的“人、财、物”支持，最终产生“时间银行”的短命现象。
最后，记录与通兑方式和手段的技术制约，以及未形成完善运营与风险防范机制，是“时间银行”难以持续发展的间接原因。“时间银行”在运营过程中，主要涉及三个关键因素——连贯的服务信息的对接、完备的服务记录以及完善的存兑机制。当前“时间银行”记录方式多样、标准难以统一，是难以打造“通存通兑”的主要制约因素。同时，“时间银行”对服务双方的需求匹配程度存在显著不足，信息发布与共享平台不够完善。此外，“时间银行”如果未能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就无法开展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服务，也对“时间银行”持续发展造成较大的阻碍。
伴随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时间银行”日益成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有益探索，特别是随着“互联网+”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打造中国“时联”逐渐由“梦想照进现实”。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时间银行”需要重点考虑三个方面：
首先，“时间银行”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模式，明确政府主导地位。在“时间银行”构建这一问题上，应明确政府的主体领导地位，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和个人广泛参与。以政府为主导，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政府主导保证了时间银行构建所需要的经费投入。第二，政府主导保证了项目的服务性而非盈利性。第三，政府主导保障了项目发展的安全性和持续性。第四，政府主导维护了服务双方的隐私安全和相关合法权利。因此，政府主导也成为中国特色时间银行发展的基础。但政府主导这一“有形的手”仍然需要市场这个“无形的手”的帮助，提升其运作效率并提供相关的监督。除此之外，市场不仅在资金方面可以为政府提供帮助，更能在技术发展和项目推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
其次，“时间银行”要更大程度地融合新技术，解决制约发展的技术问题。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以为“时间银行”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市场，推动“时间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时间银行”在记录与通兑方式上虽然已结合了部分新技术，但仍然不够，“时间银行”发展需要进一步运用“互联网+”，借助人工智能与科技产业等融合发展，在解决信息共享与发布平台、记录与存兑网络建设方面发挥必要作用，为建设中国“时联”扫清技术屏障。
再次，营造中国特色的“时间银行”文化，要注重文化传承与共建共享。第一，国家层面要准确认识与定位时间银行发展性质。时间银行既是“公益银行”“爱心银行”，也是“互助养老储蓄银行”，在突出其志愿服务的同时，应积极维护其时间储蓄的功能，实现公益和互助双重属性。第二，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育与时间银行教育，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待老龄化问题，提升公民应对老龄化的认识程度，引导公民提前开展养老服务时间储蓄。第三，中国时间银行的发展应该以仁爱、奉献为基调，强调人际互惠互助，培育爱人、亲人、近人的温情社会。同时，要加强对现有品牌的宣传，开展对“时间银行”优秀案例及志愿者的表彰，营造全社会积极参与的“时间银行”文化，实现共建共享。
时间银行的发展，不仅需要理论界的深入讨论、政府的顶层设计，如完善立法、加强组织建设与监管、丰富服务体系等，更需要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同心同力。相信未来中国特色的“时间银行”，也会像“一带一路”、上合组织等，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中国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