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曙：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节选）微信来源：苏大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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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万曙，安徽潜山人，1999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吴新雷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通过他流传下来的作品我们能够看到他有血有肉的精神世界”
 
我经常讲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是两回事。文学史研究我们要尽量恢复历史的原貌，文学研究没有必要讲恢复历史的原貌，文学研究你是要探究文学作品里面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审美，字里行间所蕴含的作家的不易发现的、潜隐的心灵活动。在北京，有一次《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的研讨会，就是他们搞这个论坛，上午开一个大会，下午分学科举行高层论坛，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说，我们文学所的研究员老是到历史所去请教，去历史所的资料室看书，他们历史所的研究员从来不到我们文学所来请教，也不到我们的资料室去借书看书，然后他就感叹我们文学研究边缘化了。后来我说这个要辨证地看，不同学科要相互借鉴，文学边缘化一部分是客观事实，另外一部分可能是我们自己观点出了偏差。我们无形中把文学研究等同于史学研究，那文学史研究也是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对不对？历史研究它可以有很多专门史的研究，文学史是其中的分支，经济史、政治史，还有更细小的货币史，那个吃盐的盐业史。比如季羡林不是写了一本著名的《糖史》？史可以很多，文学史不就是其中的一种？是不是？那你这个研究古代文学的非常容易把自己的思维进入到史学研究当中，这样一个轨道里面去，那我们研究古代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史学的研究方法，这个你逃不掉的，但是我说即便如此，文学史的研究和糖史的研究、经济史的研究、货币史的研究还是不一样，因为对象本身有差异的，政治史是研究活动的，政治活动、政治事件，经济史可能更多的是经济指标和数据。
文学研究什么？研究文学作品，作家创作活动，它更多地体现是精神活动，他和政治史、经济史不一样，经济史关涉的是生存问题，政治活动关涉的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秩序问题，文学史更多的是心灵史、精神史，它关涉的对象不一样。所以我们和别的学科的研究混同在一起，不把它区别开来，到最后你自己不就被同化了吗？叫同质化，没有自己的研究个性，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别的学科的研究对象同质化了，所以我一直说要坚守自己的文学本位，一定要注意文学史研究和其它专门史的研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研究徽商，搞史学研究徽商和我搞文学研究徽商就不一样，搞史学研究徽商当年安徽师大张海鹏先生，和后来到苏大在历史学院唐力行先生他们一起做的，他们一起写了《徽商研究》，那《徽商研究》写的什么？徽商的经济活动，徽商从事的行业是什么，徽商从事的活动区域是什么，资本从哪里来的……他研究的是这些东西。我搞文学的研究徽商我就关注的是徽商作为人的存在，我们研究的徽商，比如说鲍廷博他是藏书家，但是后来他有诗集流传下来了，他有诗集留下来就好办了，我们可以从诗集进入他的精神世界。然后我们再看看前面他们搞史学研究最多也就是讲一下在文化上做的事情，比如说藏书，然后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他们进献了多种书，马家进献了七百多种书，鲍家进献了六百多种，在文化上都是有贡献的。但是就没有把他们当作人，实际上他们都是有诗集的，有诗集词集留下来。马曰琯、马曰璐都有诗集、词集留下来。后来我关注了一个人和戏曲大有关系的，就是江春，他养了两个戏班，一个德音班，德音班是唱昆曲的；一个春台班，春台班是唱花部的，我说他是个戏班子老板。另外，他和乾隆皇帝关系好得不得了，乾隆皇帝授他一个虚衔——江宁布政使。江春他也有诗集流传下来，这几个材料搞史学的人不去关心的，那恰恰我搞文学的人我会关心。
我说搞史学的关心抽象的徽商、数字的徽商、史料的徽商，我们研究的呢？是有血有肉的徽商，通过他流传下来的作品我们能够看到他有血有肉的精神世界，看到他所思所想。比如说马曰琯，你想当年他多风光，要钱有钱，是吧？他有了钱以后就有了非常好的物质条件，所以物质条件好他就在扬州有一个园林，私家园林，叫小玲珑山馆，那这个小玲珑山馆因为有这个物质载体，所以他就不断地邀请文人到小玲珑山馆来举行雅集活动。按理讲他感觉很好，但从他的词里诗里发现，他到了夜晚就非常的孤独，那这个诗里面词里面就写他的孤独感。再查查资料，发现杭世骏当时是个官员，跟马曰琯关系也不错，说他经常夜晚“枯坐灯下，如老僧然”。我现在有时候夜里不睡觉坐在那里看书，看完以后坐着想想事，我就想起了马曰琯这个情形，我觉得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情形，“枯坐灯下”，那个在思考的时候，在思维上不来的时候那不就是“枯坐”吗？就像一个老和尚一样。你想，他虽然是一个有钱人，和许多文人也有交往，但他内心还是失落的。因为他社会地位终究也只是一个商人，就像今天很多人一样。他是很想去做官的，他做官有这个社会地位，他钱再多，很多老板都是发大财以后开始谋求政治地位，要去搞个政协委员去当当，什么县里政协委员也可以。人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这种感受，他的感觉感受不是单一的，不是说我有钱就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研究要重视文心，我们要以文献为基础，但是文献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比如我做的这个全清戏曲整理项目，我一再强调，要和研究形成一种互动，通过研究保证整理的质量；通过整理又促进研究。你要整理一个剧本不能说把它点一点、校一校就完事了，那你总要追问这个剧本作者是谁，这个作者生平是怎样的，这个剧本怎么会写出这个样子，那和作者的生平经历是有关系的，和作者的文化取向也有关系，那你就顺藤摸瓜去找作者呀，虽然已经有不少的研究了，但是清代的资料留存很多的，一找就找到，那你就是通过整理进入了研究。后来参与的博士生、硕士生顺便做了很好的论文。我想我们的选题，一个是“小”和“大”的关系，不能陷在小里面出不来，要真正做到以小见大。第二要重视文献，但是不能把文献当作自己的目的，文献是自己研究的基础。我讲这个呢，都是和我们设计题目有关系，我前面也讲到比如说小和大的问题，你要是研究沈璟你就把他当作吴江县的，沈璟与吴江县关系研究，题目的意义就有限了，沈璟曲学与明中叶以后戏曲的发展这个题目就大了，就有它的意义了。
纯文献的题目往往也是能够立上的，我记得前两年我去绍兴参加一个论证会，一位当地高校的教授报了一个题目，关于调腔研究的，他自己收集了很多调腔的手抄本，然后他把它作为课题去申报，那这是硬文献，又是抄本文献，那这个题目立项是有价值的，他能把这些跳蚤文献收集起来。我不知道吴中地区有没有这样的文献，我觉得比较少，因为浙江有很多山区，它没有经历过很多战争，也没有现代化把它很快吞噬掉，所以它还有很多抄本保存。但吴中这个地方经济发展这么快，可能就比较困难。硬文献的整理，如果真的要做那当然是可以做，但没有这类文献，那我们可能就要以文献为基础，然后来设计自己的题目，设计自己研究的这个题目。文学研究，至少从我本人来说，我更喜欢看到研究文人、文心、文情，同时又是能体现以文献为基础的这样的研究，这种现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有很多学术的研究已经偏离了文学研究，有些题看起来是文献但是没有问题意识。（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袁媛根据录音整理。原文较长，本文为节选，参考全文，请点击本文文末“阅读原文”，进入“苏大古代文学”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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