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头条给了同辉育的理财教育训练营，所以今天的原创就移到二、三条来了。
正文开始。
正如你们大家昨晚所见，昨晚的乌镇饭局又被删了。

估计是我说乌镇饭局凉了，有人不爱听，觉得我在传播焦虑，那我说饭局降温总行了吧，毕竟所有人都看得到，十几个大佬的饭局变成只有两个大佬的饭局，不是降温又是什么呢？
还有人觉得我说中国商业正在经历”企业家退场，政策登场“是在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可是我得出这个结论，也是经过一番思考的，等下我把我的思考过程写出来，让你们这些朋友看到我到底是怎么思考的！
先把昨天写的重新发一下。
这一次，浙江乌镇是真的降温了，确切的说，是乌镇饭局降温了
凉的原因很简单，来参加乌镇饭局的大佬越来越少了，今年来的只有丁磊和彦宏，两个人相对而座，默然无言。

而在去年这个时候，乌镇饭局上还有十几个各行各业的大佬。

还记得2014年时，来乌镇的各方大佬们可谓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不在话下。
马云说阿里巴巴的钱多是一种负担，“用户愿意把钱放到你这里是出于相信你能够更好的管理这部分钱”。李彦宏则认为百度机会多才是负担，“与马云每天睡懒觉不同，我每天五点多就醒了，我很着急。机会太多了，百度都做不过来。”

当然，最高兴的还是李彦宏，一名女粉丝所穿T恤上写着：李彦宏我爱你。并拥抱了李彦宏。

也正是在2014年，丁磊第一次在现场攒饭局，宴请了田溯宁、张朝阳、沈向洋等8位大佬。

2015年，丁磊的饭局阵容扩大到11人。李彦宏、马化腾、张朝阳、曹国伟、梁建章等互联网大佬出现在饭桌上，这些大佬们在饭局上吃的是丁磊养的猪肉，吃的是螃蟹，喝的是绍兴黄酒。

2016年，丁磊在乌镇组饭局，人数达到了16人，聚集了很多手机行业的大佬，包括华为余承东和赵明、小米雷军、奇虎360周鸿祎、联想杨元庆等人。饭局一度变成了手机专题，迫使丁磊不得不叫停——“能不谈手机吗?”
马化腾没参加丁磊的饭局，却参加了58同城CEO姚劲波在乌镇的饭局，参加的人还有滴滴出行程维、知乎周源、知道创宇赵伟、搜狗王小川、美团王兴、摩拜王晓峰等大佬也都是饭局参与者。
2017年，丁磊的乌镇饭局达到了顶点，参与人有丁磊、马化腾、雷军、刘强东、王兴、程维、杨元庆、李彦宏、张磊、张亚勤、田溯宁、龚宇、张朝阳、余承东、沈南鹏、姚劲波、沈向阳、周鸿祎等人，一共达到18人。

刘强东也来了。

另一场饭局则是15个大佬参加，唱吧创始人陈华、链家左晖、知乎周源、周鸿祎、程维、猎豹移动傅盛等人皆在其中。

2018年，这些大佬们在乌镇又组织了东兴局，也就是刘强东和王兴联合组的局，16个大佬参加。

然而到了今年的乌镇饭局，只有丁磊和李彦宏两个人了，其他大佬皆不见。

但大佬就是大佬，哪怕只有两个人来，也点了十个菜。

对这些关系复杂的大佬来说，乌镇会议恐怕是他们一年当中为数不多可以像朋友一样聚在一起的机会，然而，现在这样的机会都不再有了。
在饭局上，李彦宏和丁磊还穿着短袖，这似乎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一个隐喻：寒冬将至，绝大多数人却还没有做好准备。
六年来，乌镇还是乌镇，依然还是那个江南小镇，那些临水而居的小酒馆和咖啡馆，见证了来来去去的互联网大佬们，他们来过乌镇，又离开了，正如这个激情与理性，疯狂与冷静并存的时代。
现在，这些来乌镇组饭局的大佬们传奇不再，马云、王晓峰等人纷纷隐退，留给世人的只有一个落寞的背影。
乌镇和乌镇饭局的落寞，其实何尝不是一代中国企业家的落寞，从1992年到2017年，整整一代中国企业家们所创造的商业时代，终于要被政策主导的商业环境所取代，企业家要让位于产业政策，他们不再是时代主角。
这就是互联网大佬们所面临的时代大势，并非他们所能抗衡的，显然，这些互联网企业家们也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纷纷隐退。
马云隐退了，李彦宏隐退了，马化腾也隐退了。
属于企业家们的时代也结束了，政策主导商业的时代要来了。
所以，乌镇饭局凉了，它必须凉，这样才符合当下这个时代的主旨：
企业家退场，政策登场。
不过这一代的企业家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可以体面退场了，因为他们主导并创造了1992年到2017年中国商业黄金25年。
是的，故事必须从1992年说起，因为那一年，邓爷爷南巡了。
在1992年之前，咱们国家还有投机倒把罪，还有姓资姓社的争论，还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但邓爷爷南巡后，这一切都不再成为问题了。
接下来的部分，是我昨晚的思考部分，你们大家看一下。
1992年，邓爷爷南巡，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一切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结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归纳起来，就一个意思：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事要多干，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事要少干，最好不干。
可以说，邓爷爷的讲话统一了全社会的思想，也让无数的民营企业家们放下心中的石头，至少不会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下，无数的民营企业家们开始趁时而动，商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
更重要的是，这时候法律也为商业提供了更多的安全感，1997年，刑法修订条例中，去掉了投机倒把罪，这就让民营企业家们更加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更敢于去追求高额利润。
可以说，企业家们对财富的追求几乎是本能的，他们会去发现一切可以创造财富的机会，政策意志暂时没有了，就算有，也让位于企业家意志。
而在1998年左右，伴随着投机倒把罪的取消，中国企业家们发现了互联网的机会，他们认为，美国能应用互联网，那咱们中国肯定也能。
最早的互联网应用还是门户网站和通讯工具这一块，比如张朝阳的搜狐、丁磊的网易、王志东的新浪算是门户网站类，马化腾的QQ则算是通讯工具类，无数的国人开始习惯在门户网站上看新闻，在碧海银沙聊天室和QQ里聊天。
从1998年的世界杯开始，互联网在此后的18年时间里深刻的改变了国人的生活方式，而这又与政策因素分不开。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那时候政策环境对企业是很宽松，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你能发展成什么样就发展成什么样，颇有几分野蛮生长的感觉，政府层面只负责划定红线，跨过红线就被罚，但并不会指导企业去投资和生产，更不会有产业政策。
梁建章的携程、雷军的小米、杨元庆的联想、王兴的美团、滴滴的程维、李彦宏的百度、刘强东的京东、李国庆的当当、左晖的链家、周源的知乎……无不兴起于这个宽松的时代。

其实何止是互联网企业，在201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史都是民营企业家们的时代，更多的是呈现一种自由竞争的感觉，看不到什么政策的因素。
在2017年之前，全社会也是呈现崇拜财富的状态，企业家们也倍受尊重，马云等大佬们说过的话更是成为许多人信奉的语录，在个人空间里转发，比如像这样的：

又比如像这样的：

可以说，在2017年之前，民营企业家们是偶像级别的存在，虽然也有财富原罪的讨论，但并不是主流声音。民营企业家们更多的是正面的形象，他们以敏锐的商业嗅觉，为社会创造了新的财富增长点和税收来源，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成为了时代风云人物。
2017年之前，整个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就是在民营企业家们对财富的疯狂追求中得以实现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候民营企业家们已经不满足于国内市场，开始走出国门，在海外进行并购，比如苏宁收购国米。
在这里，很多人都看到了中国企业家们勃勃的野心，可以说，哪里有财富机会，哪里就会有中国企业家们。
可以说，1992年到2017年这25年时间里，中国企业家们是名利双收，出尽了风头，长期占据各大媒体的报道版面，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这二十五年是商人们头一次主导了社会发展的时期。
也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2018年之前乌镇饭局上，众多互联网巨头们意气风发志得意满的样子，他们没有理由不志得意满，推出的产品能影响几亿人的生活，等于几亿国人都要仰这些巨头们的鼻息，一己之力影响天下苍生的福祉，这是以前的历代商人们想也不敢想的事。
马化腾的QQ和微信、马云的淘宝和支付宝、王兴的美团、程维的滴滴、柳青的共享单车等产品，无不体现了这样的影响力，而这才是乌镇饭局会引发如此关注度的原因，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王兴程维等人提供的相关产品了。
而这，就是商业的力量，这十几年，我们已经见识过了。
然而一切在2017年开始发生改变，因为产业政策来了，政策因素开始有意识的引导着商业和资本的走向，也不允许腾讯和阿里这样的巨头长期占据着中国商业的重心。
我们国家推行产业政策的机理和目的，是通过一套激励机制，即以补贴和惩罚机制来控制并实现政府预设的最优产业结构。但由于来自中央部门的标准化的考核激励标准，地方官员往往倾向于不惜一切，发展所谓优质项目（即高（高端），大（投资额度大），上（价值链顶端）项目）。
2016年，张维迎见微知著，在产业政策还没全面兴起时，就与林毅夫爆发了一场争论。
张维迎就产业政策就写了篇文章，叫《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他指出，产业政策不是新东西，也注定失败，是披着皮的计划经济。而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除了认知方面的原因，还有激励机制方面的问题。
随后，林毅夫则发表《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文章，为产业政策正名。他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出发，阐释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
但不管张维迎和林毅夫的争论如何，产业政策还是在2018年全面铺开了。
其结果，公众也看到了，由于所有地方政府最终的上级政府都是中央政府，因此，中央鼓励和大力推进的产业政策往往决定了地方的产业结构，并很大程度上导致各个地方政府在主导产业和产业结构上的严重同质化。
这种同质化，体现钢铁，水泥，玻璃为代表的传统产业上，就是产能过剩；体现在以光伏，新能源概念为主的新兴产业上，还是产能过剩，商业机制失灵，无法实现优胜劣汰。
但不管怎样，现在的政策已经深深的主导了商业竞争的走向，理由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国际竞争，在这个理由下，南船和北船在合并，南车和北车也在合并，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
不管怎样，产业政策正在越来越多的主导着中国商业的发展，对此，《中国的产业政策》一书也不讳言，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建立在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扶植基础上。

于是，民营企业家们的努力就居于次要地位，产业政策影响上升到主要地位上。
民营企业家除了要面对超强国企的竞争外，还要面临“警惕资本控制中国”的言论影响，此种言论声音认为，为了控制资本的原罪，不让他们控制社会和人们，有必要对资本进行强有力的管控，最起码也要有限制引导。
还记得刘士余怎么怒斥资本的吗？野蛮人。显然在监管层面的认识是，资本是野蛮的，需要加以控制和引导的。
在这样的政策限制引导下，企业家们很难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进行商业布局，更多的要看政府部门的脸色，由此政府部门掌握了大量的企业资源，对企业的控制力更强，国企是这样，民企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声音下，在这样的产业政策环境下，企业家们的意志必然要让位于政策意志，其企业资产在混改政策的影响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有资本所进入控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了马云退休的消息，才有了李彦宏不再担任百度云计算法人代表的消息。

面对这些企业家的退场，不管有多少理由，人们只会直观的觉得，这些企业家是在放弃自己亲手打造的帝国，让位于更加强有力的意志。
而且这样的强力意志整合有着一个合理的理由，那就是当下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在这样的情况下，更需要政府层面牵头整合相关资源，形成十指捏成拳头对外的效果。
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各行各业都开始强调做大做强抱团出海。



关于这方面的例子，我仅以南车和北车为例。
南车北车在国内和海外争夺订单时，竞争格外激烈，经常相互杀价。比如南车曾通过降幅近50%的报价，杀入北车的传统大客户地盘—阿根廷，无异于虎口夺食。
南车下属公司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过，高层领导对央企出海竞标管得很严，此前曾试图通过划分区域，来规避本国企业间的恶性竞标，确保在某一区域只有一家中国央企参与竞标。但是，国资委只能控制到央企的集团层面，不少央企的二级公司、三级公司早已习惯市场化运作，有的还是上市公司。在直面惨烈的市场竞争时，它们的股东只会从市场角度来考虑投资决策。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车和北车的合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国企尚且如此，何况民企呢？在相关部门看来，过度竞争无异于内耗，不利于集中合力对外竞争，也违背政策初衷。
然而在我看来，政策初衷也是在几经变化中。
远的像朱总理时代，将诸多国企分拆成多个竞争性质的公司，比如把电信一分为三，让它们接受市场竞争考验，能力强的就活下来，能力不强的就破产倒闭或被私企收购，完全符合市场化的逻辑；李荣融任国资委主任时，则实行了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线的多轮央企重组，短期内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央企，背后亦有其合理逻辑。
而此轮政策主导下的商业公司强强合并，显然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意志，企业家们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是否具备积极意义，尚待观望。
无论如何，属于马云、李彦宏、丁磊、张朝阳、程维们的时代终究还是结束了，现在就是一个产业政策和混改政策主导商业发展的时代，不需要太强势太有野心的企业家，只需要听从指挥的企业家。
对于那些有野心的企业家而言，吴小晖的例子足以让他们清醒。
这个时代的到来，不以人力意志为转移，企业家们也只能纷纷退隐，不再出现在舞台上。
属于中国企业家们的黄金25年终于还是落幕了，此后的时代将是产业政策唱大戏的时代，政府意志将占主导地位，企业家们只能配合政府意志行事。
于是这才有了“企业家们退场，政策登场”的结果，相信你们大家也看到这样的现实正在上演。
这就是我的思考结果，现在写出来让你们大家看到，这才是写字和思考的乐趣所在。
PS：后半段的思考部分，我是在昨晚的思考基础上（已发在小号），又添加了一些思考，这才有了今天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