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7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徐正英教授在人文学院恕园23号楼给学子们作了题为“出土文献与古代文学”的讲座。徐教授指出，出土文献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出土文献是指的是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典籍专书；广义的出土文献不仅指的是含有文字的地下材料，那些能显示出情节的画像石、画像砖、地上的墓道碑、山上的摩崖、沙土中吹出的流沙坠简等，都可以纳入出土文献的范围。而作为世界级的学问——敦煌文献，则不能算在出土文献中，因为出土文献的研究量级要相对小一些。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出土文献会改变文字学、历史学的部分学术史，但在徐教授看来，直到目前为止，出土文献并不能改变文学史——出土文献无法取代传世文献的主流地位。原因有二，一是现有出土文献的文字数量要远远小于传世文献；二是目前获得的出土文献里面文学经典很少，更多的是墓志之类的材料，文学价值有限。尽管如此，徐教授认为出土文献对文学依然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体现在七个方面：辨真伪、定年代、正作者、校文本、补生平、溯文体、解公案。为了便于理解，徐教授又就每个方面举了例子，比如在辨真伪方面，现行十卷本《孔子家语》据孔安国后序以及1977年夏侯灶双谷堆墓出土木牍可知不是伪书；定年代方面，1995湖北荆州郭店楚简战国中期墓中的甲乙丙三本《老子》确定《老子》是战国初期的书；正作者方面，银雀山墓同时挖掘出来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两本书，证明了孙子与孙膑并不是同一人；校文本方面，毛诗《邶风·北风》“惠而好我，携手同车”中“车”在阜阳汉简的古本诗经中作“居”，一字之差，使得诗歌意旨由逃难诗变为求爱诗；补生平方面，墓志铭帮助补充王之涣的生平事迹；溯文体方面，出土文献帮助我们认识到七言诗起源于西周；解公案方面，关于孔子厌恶郑声，到底是厌恶郑国的音乐还是诗歌的问题，通过分析出土文献，得出孔子是厌恶郑乐的结论。
出土文献的意义，就是提供了与传世文献的对照，帮助发现传世文献中的错误，解决传世文献造成的公案。正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研究者在征引、使用传世文献时，要尽量在严谨的考证基础上使用它，并审慎下结论。
（文/叶苏贤）
杭师大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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