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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郎探母》的“政治不正确”，正是它艺术成就的核心原因。凡有战争，就会有压迫性的忠君爱国大规范，《四郎探母》却哀伤地唱爱情、亲情，谈寂寞和思乡，在最残酷的时代里抚慰人心最柔软的部分。
我是住着日式的房子长大的。榻榻米地板是让你盘腿而坐的，但是刚刚仓皇渡海而来的人，怎么会盘腿坐呢？榻榻米上就放一张藤椅，七岁的我看那张藤椅，怎么看都是一张破烂——体重下沉的地方藤条断裂，破了个洞，但父亲坐在那里，非常怡然自得。
他穿着白色的短袖棉布汗衫。七岁的我所看见的汗衫，怎么看都像一条破抹布，因为不断搓洗，薄到几乎要破，腋下还有一点肥皂怎么洗也洗不掉的汗迹。
我的七岁，1959年，是父亲因为战争离乡背井，到一个海岛上重新求存的第十年。十年中，藤椅断了破了，汗衫穿到稀薄了，原以为马上就会回家的希望，逐渐变成了绝对回不了家的痛苦觉悟。
他坐在那个铺着榻榻米的房间里，背对着光，光从他后面一格一格的木头窗子照进来，把他的轮廓变成一个黑色的剪影。窗台上有一个留声机，黑胶唱片在转，他在打拍子，跟着唱。他大概已经唱了十年，而我一定已经听了七年，所以知道他在唱什么——有不少动物，鸟啊、龙啊、老虎啊：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思老母思得我把肝肠痛断……
中间有好大一段，我完全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在唱什么。但我知道叮叮咚咚过一会儿，要唱到“母亲！千拜万拜折不过儿的罪来”。这时,父亲就会从口袋里掏出那折成整齐方块的手帕，低头擦眼泪。
京剧虽然称为“剧”，却主要不是拿来看的；懂戏的人“听戏”，不是“看戏”。《四郎探母》是音乐，是歌曲。而且，对于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失根的两百万人而言，它是让你疼痛、每听必哭的“流行歌曲”。《四郎探母》的“自思自叹”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支流行歌曲。
任何一支可以让你一听就崩溃的歌曲，一定是危险的。会“瓦解军心”的《四郎探母》当然要禁。而编戏、唱戏的人，为了让戏存活，也有对应的办法，于是《新四郎探母》就幽默地上场了。编剧加了91个字，就变成一个可以演的戏。
作家蒋勋在《新四郎探母》公演时赶过去看：“我赶去看，看到探母见娘一段，照样痛哭，照样磕头，照样千拜万拜，但是，拜完之后，忽然看到杨四郎面孔冷漠，从袖中拿出一卷什么东西递给母亲，然后告诉母亲：‘这是敌营的地图，母亲可率领大军，一举歼灭辽邦。’”
“叛徒”杨延辉突然变成了“间谍”杨延辉，“想家”固然会瓦解军心，但是只要你“身在北国，心在南朝”，哭一哭也还好啦。
杨延辉战败，没有自杀谢国成为英烈，竟然投降而且被敌人招赘，当然就是汉奸、叛徒。台湾使出了“九十一字诀”，大陆干脆重写剧本。
吴祖光的《三关宴》，就是依据上党梆子《三关排宴》改编而成。战败的辽国国君萧太后率众到三关求和，佘太君当场要求辽国驸马，也就是自己的儿子杨延辉，当作“战俘”送回宋朝。已经与驸马生了一个孩子的辽国公主当场拔剑自刎。杨延辉被母亲押着回国后，佘太君大义凛然地斥责他“不忠不孝”，杨延辉最终跳下城楼自杀。
这不是在指桑骂槐吗？禁。于是剧团就将唱词改了几个字，又可以唱了：文官济济全大用，武将森森列两班，只为俺红粉甘愿去和番，臣僚送,于心怎安？于心怎安？
父亲坐在破藤椅里听《四郎探母》泫然涕下的光景，七岁的我懵懂不知,几十年之后才明白，原来那每一个流转的音符、每一句唱词，对他，都是最真实的战火记忆,都是最切身的流离失所；那一个“自思自叹”的孤独光景，更是一整代人的定格剪影。
《四郎探母》这一组“流行歌曲”可以流行好几百年,是因为几乎每一代都经历战争和流离，而《四郎探母》的“政治不正确”，正是它艺术成就的核心原因。凡有战争，就会有压迫性的忠君爱国大规范，《四郎探母》却哀伤地唱爱情、亲情，谈寂寞和思乡，在最残酷的时代里抚慰人心最柔软的部分。
年轻一代人很少听传统戏曲了,我认为那是年轻一代巨大的文化损失。在西方,“传统戏曲”是活在当下的。希腊的悲剧譬如《伊底帕斯王》、意大利的歌剧譬如《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德国的音乐剧譬如《尼伯龙根的指环》,被全世界当作高级艺术、人类遗产,请问哪一个不是欧洲人的“传统戏曲”呢? 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传统戏曲就被认为是属于老年人的、过去的、陈旧的、属于博物馆的不时髦的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