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青年报》改作文
刘深
事由：
2019全国统编教材高中语文必修课文之一——《“探界者”钟扬》（课文注释：选自《时代楷模 2018 钟扬》（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有删改。）作者，叶雨婷。原文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18年3月26日04版，并被新华网、中国青年报官方微博和团中央微信公众号等多家网络媒体大量转发。
质疑：
《“探界者”钟扬》一文的原文存在大量事实和表述错误，课文版虽然有删改，但对于这些错误并未予以纠正。作者叶雨婷本人负有采访和写作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青年报审稿和校对流程多道关口一路绿灯并正式见报；收入此文的学习出版社，教育部教材司以及审定课本的专家委员会及各审定机构、部门和相关人士也负有极大责任。
更加难以理喻的是，本人在中青报官方微博和团中央公众号相关文章中留言指出问题，没有收到任何形式的回复。有置若罔闻、知错不改之嫌。
纠错：
《“探界者”钟扬》这篇文章的原则性错误，在动笔之前就已经注定，原因是作者不了解事实。所以，该文最大的硬伤在课文字面上无法体现。该文将钟扬教授定位为植物学家，把在青藏高原采集植物种子的工作定性为钟扬教授的工作“主业”，这些“人设”并不符合事实，而且严重矮化和遗漏了钟扬教授的学术研究领域和重要工作。
事实是：钟扬教授是公认的生物学家，而且在生物学范畴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三个领域都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属于国际一流水平，H因子也相当高。
原因分析：
钟扬教授率领团队在青藏高原采集植物种子，是对于中国和人类未来生物多样性安全意义重大的战略性科学工作，由此，包括多家中央媒体在内的各地媒体都在报道中将钟扬教授定位为“植物学家”，产生严重的以偏概全；尤其作为语文教材之一，严重罔顾科学研究之学术事实，误导公众，误导社会，误人子弟， 相关部门涉嫌严重失职和不作为。
紧急呼吁：
立即举行专家听证会，对于该文错误予以纠正，相关课本收回销毁并于新版删除该文，重印；追究相关责任者，包括公开致歉和赔偿经济损失。
事实举例：
除了采集植物种子，钟扬教授在植物学领域的学术贡献也非常多，包括对于西藏巨柏的普查，对于高原香柏、西藏沙棘、高原藻类、山岭麻黄的研究等，以及鼠麴雪兔子的发现（课文中误写为“高山雪莲”）。下面仅就钟扬教授在动物学和微生物学领域的学术成果试举几例：
动物学方面：
1、关于西藏牦牛的研究：
据复旦大学钟江教授回忆：“钟扬发现，西藏牦牛的很多遗传机制与人类基因存在相似性，试图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不同的物种对高原的适应性。他还发现，牦牛感染的病毒和人类的相似，就建议我研究牦牛感染的病毒和人感染的病毒之间的关系，牦牛会不会把病毒传染给人。”（引自刘深导演钟扬教授传记纪录片《种子》视频采访。）
从 2008 年开始，钟扬和兰州大学教授刘建全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一起完成了牦牛基因组研究，发现了牦牛适应高原环境的众多特殊遗传机制，其成果对于探究人因为缺氧导致相关疾病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合作的论文《牦牛基因组及对高海拔的生命适应》，在 2012年发表于Nature Genetics杂志。
2、对于青藏高原斑头雁研究
斑头雁被认为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之一。从 2012 年开始，钟扬教授和加拿大女王大学生物和环境学院王宇翔教授团队进行青藏高原斑头雁与安第斯山脉鸟类心肺呼吸循环系统应对低氧环境的比较研究，研究它们各自对于低氧环境应对能力进化多样性的特点，研究成果——《斑头雁（青藏旧大陆）和安第斯山鸟类（美洲新大陆）心肺呼吸循环系统对于低氧环境应对能力的进化多样性》（“Divergent respiratory and cardiovascular responses to hypoxia in bar-headed geese and Andean birds”），在2017年9月发表于英国《实验生物学报》（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
微生物学方面：
1、对于牦牛酸奶菌种的研究：
钟扬教授援藏16年，他发现西藏牧民自制的牦牛酸奶可以在空气中自然发酵，这只有西藏纯净的空气里才可以做到。他曾经介绍，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内地厂家生产的酸奶，都使用进口菌种，这意味着每喝一瓶酸奶都要给外国交专利费。为此，他带领团队在西藏采集牦牛酸奶样本，立志作出国产乳酸菌种。截止到2017年8月，钟扬团队已经采集了500份酸奶样本，希望从中分离出有经济价值的菌种，甚至成为大学生创业的一个好项目。钟扬和上海电影学院相约，在2017年9月至10月间，拍摄采集酸奶样本的纪录片，计划再采集500份酸奶样本。然而，一场意外车祸让他再也无法看到这个计划的实现。
2、对于“非典”研究的学术贡献：
2003年，钟扬参与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赵国屏研究员领衔的非典冠状病毒分子进化分析工作，对61个非典病毒全基因组序列进行了系统发育分析，对流行病学划分的非典在中国暴发经历的不同阶段的同义置换与非同义置换比率进行分析，发现非典冠状病毒在早期传播时存在不同的选择样式。论文Molecular evolution of the SARS coronavirus during the sourse of the SARS epidemic in China，发表于《科学》( Science )杂志（2004年第303期），署名为“The Chines SARS Molecular Epidemiology Consortium”。钟扬为并列第一作者，在非典病毒基因组分子进化分析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回忆：“防治非典的关键是认识到它的病原。为什么全世界都恐慌？因为非典可以通过空气传染，并且可以致死；开始的时候，又不知道它的病原、病因，就像打仗，不知道跟谁打。只有对这个病毒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才可以采取措施，比如设计疫苗、寻找诊断靶点等等。
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实验室最早测了这个病毒的一小段，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的冠状病毒。香港大学的实验室最早分离了这个病毒，而且从一定证据上证明它的致病性。接下来，美国和加拿大各测出一个非典完整基因组。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看它怎样从一个很弱的病毒、本来并非人携带的病毒，最后传染到人，变成人之间的快速传播。我们需要了解它的基因组发生了什么改变，才会成为这么严重的病毒。或者，我们至少可以去跟踪它，看它如何变化。在此期间，新加坡的科学家作了第一次贡献。
2003 年 5 月 2 日，我到广州参与这项工作。当时，国际学术界有一句话，说中国科学家在非典病毒研究上是失败的。我作为科学家，对这种评价有受屈辱的感觉，它是很难承受的一种压力。中国作了这么多年基因组研究，也建立了传染病防控体系，为什么在这项研究起步的时候这么惨！
我们首先获得了广东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很好的样本来源，也有很好的信息基础，到 6 月中、下旬，就基本上对把非典传播中最重要的 29 株病毒作了早期和中期测序。要注意，其他国际研究机构作的都是很晚期的测序，而非典病毒最重要的变动就在早期和中期。
我们获得了别人没有的，而且很完整的信息，接下来的分析工作是个难点。就像你写了一个很好看的故事，但是要有很扎实的科学依据做基础。
于是，从8月份开始，我们与芝加哥大学的吴忠义教授、复旦大学的钟扬教授合作，搞清楚这个病毒进化过程中的真正动力，它是怎样进行基因组变异的，以及这个变异与它在各个阶段的关系，通过对非典病毒进化过程中参数的进行计算，作出定量的分析。
9月底，我们的论文投稿到《科学》（Science）杂志，经过严格的审稿，在 2014 年年初正式发表。当时，国际上对这篇论文的权威评论有三句话：（1）做了非常有远见的早期样本收集；（2）根据这些样本素材做了很好的测序和分析；（3）这项工作完成得很快。
我们的论文表明，在 2014 年年初，我们基本上从非典病毒基因组看到了它的进化轨迹，看到了它是怎样从动物到人，又从人到人的传染过程。这一点具有普遍意义，不仅是针对非典，而且对于各种人畜共患病，找到了从畜到人传播的共同规律。
2013年，人类抗击非典病毒10 周年之际，《自然》(Nature)杂志专门发表了一篇回顾性文章——《理解我们的敌人》，其中大概一半多引用了我们研究非典的三篇论文。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那篇论文可以说是站在了人类认识非典的最高峰，所谓中国科学家很失败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了。”
曾经参与赵国屏院士当年领衔攻坚非典项目组工作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郝沛回忆：
“2003年，我刚刚开始跟着钟老师读博士；同时，在李亦学老师领导的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从事项目研究，这个研究中心也是当时非典病毒数据交汇和分析中心。我有幸参加了赵国屏老师领导的非典攻关小组，和钟老师一起整合了当时NCBI(National 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发布的所有非典基因组序列，以及攻关小组收集到的从广东地区非典病人分离出的病毒基因组序列，并进行分析、计算。
通过广东早期非典病人与中、晚期病人体内的病毒基因型比对，我们发现广东早期非典病人体内分离出的病毒更接近从野生动物果子狸中分离出的病毒，展示了非典病毒跨宿主传播过程中的变化；建立了位点分组最小突变率的打分方法，从大量的病毒序列数据中提取有效数据，来描述位点分子进行轨迹，评估病毒突变和进化过程的关键分支点，检索出病毒传染过程中的关键突变位点，并建立突变位点和病毒传播过程中接合能力的关系；发现非典病毒的 SPIKE基因的重大变异，并推断与受体结合域内6个氨基酸的改变，在非典病毒从果子狸到人类的传播中起重要作用。”
对该项研究成果，吴家睿研究员在《科学通报》（Chinese Science Bulletin）2004 年第3 期作了专门评述：它“标志着我国科学家在非典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而且充分体现了在后基因组时代开展病毒研究的新思路”。
随后，钟扬课题组于 2004 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论文《SARS 冠状病毒 S 基因的最近共同祖先序列重建及 SPIKE 蛋白的适应性进化检测》，通过共进化理论计算，提出了一个预测性假说，并且很快得到了确凿的实验证据支持。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张原是钟扬的博士生张原，钟扬教授也是联合作者之一。张原博士撰文回忆：
“当时已经有了很多非典病毒基因组序列，最关键的问题却仍然无法回答——作为一种新生传染病的病原体，非典病毒此前只是存在于动物宿主之中，为什么突然获得了感染人类的能力？我们这个课题组关于非典冠状病毒刺突蛋白（即 SPIKE 蛋白）的分子进化研究，预测了刺突蛋白上面的3个突变，很可能是非典冠状病毒能够有效识别与结合人类细胞受体ACE2 的关键。也就是说，这3个突变极有可能使得非典病毒具备了从动物跃迁到人类的能力。这个预测完全是基于公开数据的再分析，是破解非典暴发之谜的关键。那是我的第一篇SCIA论文，得到了钟扬老师的悉心指导。”
该预测很快受到世界上第一个发现非典冠状病毒细胞受体 ACE2 的研究团队——哈佛大学医学院李文辉课题组的重视，并获得了强有力的实验验证——3 个突变中的 2 个确实使得非典病毒不再局限于天然的动物宿主，而是能够有效地感染人类细胞，进而快速地在人群中形成大规模暴发，成为震惊世界的新生传染病。
同时，北京大学邓洪魁教授和赵国屏院士合作的团队，完全从实验出发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中国科学家的计算预测，很快得到了中国、美国科学家的同时实验证实——这正是国际科技合作的完美典范，也是非典病毒基因组学研究的一段佳话。并且，这一实例充分显示了分子进化分析的预测能力，为此后的大规模病原生物进化基因组学研究（例如血吸虫的比较基因组学）铺平了道路。
3、对于新的甲型 H1N1 流感研究的学术贡献：
2009年4月15日和17日，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将分别来自两名患病儿童的流感病毒，定为新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序列同源性分析表明，这个新病毒是以猪流感病毒为主、包含了人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基因片段的新型三源重组病毒。钟扬参加了阵容庞大的流感研究上海协作组，由赵国屏院士牵头，对 H1N1 开始合作研究，最后的学术成果《新甲型 H1N1 流感病毒血凝素基因（HA）突变网络结构》发表于《科学通报》2009 年第54 卷第12期。
在同期杂志上，钟扬与赵国屏院士共同撰写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文，文中写道：
“2009 年 3 月，一种新的甲型 H1N1 流感从北美暴发，并很快在全球传播，目前感染人数已超过1.7 万名。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的警备级别也迅速上升到五级，标志着人类与流感已持续至少一个世纪的“军备竞赛”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在 6 年前，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非典在我国暴发。突如其来的、不知病因的流行病，使处于医疗卫生预防和医学科学研究体系均准备不足状态下的我国医务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政府官员乃至普通民众，都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最终在举国抗击非典的努力下，还是打赢了这场“遭遇战”。随后，相关卫生预防体系有了极大的改善，科研投入大幅度增加。我国科学家陆续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非典冠状病毒分析的论文，标志着我国的病毒学以及流行病学研究，真正进入了后基因组时代。
北美暴发甲型 H1N1 流感的消息传到国内，对非典记忆犹新的中国科学家立即组成协作组开展相关研究，根据国际公开的分子序列及部分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进行了生物信息学和进化分析。甲型H1N1流感病毒研究，反映了中国科学家在该领域独立进行研究的能力，也为中国控制和治疗流感以及相关研发工作业务提供了依据，尤为可喜的是，跨学科和跨地区的合作优势已初步显现。”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还写道：
“从非典到甲型 H1N1 流感频繁的流行病暴发，对研究者们不吝是巨大的挑战。全球化社会对控制流行病的要求越来越高，而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似乎越来越短。唯有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我国与流行病预防治疗及其基础相关的众多科学技术和临床领域的研究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众所周知，1918 年的大流感，使全世界约有 1/5 的人感染， 数千万人死亡，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和。”
钟扬教授在《人类与病毒共舞》一文写道：
“1918 年大流感悲剧并不会重演，但下一次流感大暴发的危险从未消失……一部医学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与流感共舞的历史，也是关于疾病的“认知史”，还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共生与适应”的历史……由于H1N1的一个远亲还存在于世，这场流感引发瘟疫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对绝迹已久的H2N2可以更需要警惕……流感的暴发是没办法预测的，流感病毒也和其他生物一样，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是一个进化的产物。”
4、对于日本血吸虫研究的学术贡献：
2002年，钟扬教授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领衔，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的日本血吸虫全基因组分析工作，这项研究成为国际上首次报道的扁形虫基因组学研究成果，成为血吸虫研究历史上的里程碑性工作。钟扬作为PI（Principal Investigator，科研项目负责人）之一，负责系统发育分析，对5000个功能基因进行了适应性进化检测，获得了日本血吸虫进化及其与宿主间相互作用的分子证据。
论文“The Schistosoma japonicum genome reveals features of host-parasite interplay”，发表于《自然》杂志（2009年第406期）。该文还与一篇关于曼氏血吸虫测序的文章并列，作为该期《自然》（Nature）杂志封面，为血吸虫病的诊断和防治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自然》是英国著名杂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科技期刊。
参考文献：
《人民科学家钟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作者：刘深，该书为上海电影学院2018年度上海大学电影学高峰学科成果。
课文纠错部分
1、原文
拟南芥，一种看起来细弱的草本植物，因为生长快，体型小，分布广，基因组小，常被植物学家比作“小白鼠”，是进行遗传学研究的好材料，全世界有众多植物学家都在研究它。
在植物学家很少涉足的青藏高原。执着的钟扬发现了他。他把拟南芥，栽种在自己位于西藏大学安置房的后院中，把它做成标本，带回了复旦大学。
纠错：
这两个自然段是课文的开头。由于对作者对拟南芥背景知识交代不清，造成理解混乱。拟南芥在低海拔地区分布很广，所以很容易找到。但是，在青藏高原，钟扬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寻找拟南芥，找了很久。终于在2013年8月，由钟扬的博士生扎西次仁的硕士研究生许敏，带着两个藏族本科生洛桑和阿旺伦珠，在拉萨郊区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山上发现了三株拟南芥；不到一个月，许敏和钟扬的硕士研究生赵宁，在距离上次发现50公里左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拟南芥居群。进一步加以培植，是研究高海拔地区植物生存特性的好模式材料。
在高海拔地区发现拟南芥是重大事件，发现者是学界留名的。因此，钟扬将两个学生发现的拟南芥命名为“XZ生态型”，以区别于低海拔地区常见的拟南芥。钟扬解释说，“XZ”既是两个学生名字的拼音字头，也是西藏的字头。可见，拟南芥不是钟扬发现的。
“安置房”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其实是西藏大学为专家建的别墅之一。
钟扬团队发现了拟南芥，并将标本无偿分享给植物学界同行使用，文中只说“带回了复旦大学”，避重就轻了。
2、原文
植物学家、科普达人、援藏干部、教育专家……哪一个身份都可以以一种完整的人生角色在他身上呈现。在生命的高度和广度上，他一直在探索自己的边界，直到他生命戛然而止的那一天。
纠错：
“植物学家”作为钟扬教授的主要头衔，这个是严重的误读和矮化，前面说过不再赘述，他是生物学家。
“戛然而止”这个词不错，但是在课文结尾又用了一次。
3、原文
1977年，湖北黄冈一所中学的大操场上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庆祝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将入学。四名考上大学的同学，胸前戴着大红花，像英雄一般。
钟扬也渴望成为那样的“英雄”。父亲是当地的招办主任，为了避嫌，父亲不让他以在读生身份提前参加高考。在与父亲赌气的同时，钟扬参加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考试。当时的竞争非常激烈，就在钟扬差点失去信心的时候，他接到了通知——考上了！
这个15岁考入中科大无线电专业的少年，开始了他不安分的人生。
纠错：
本段小标题是：“英雄”少年。这个英雄是四个考上大学的同学，还是钟扬自己？哪个答案都不适合为题。
1977级高考新生是1978年初接到录取通知的，不可能在1977年举行欢送仪式。
钟扬父亲是招办副主任，不是主任。
“在读生”用词不准，应该是非应届生。
少年班不违反非应届生高考的规定，文中没交代清楚。
“中国科技大学”用词不准，全称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就在钟扬差点失去信心的时候，他接到了通知——考上了！”这句话作者想表达什么？
“这个15岁考入中科大无线电专业的少年”，该校是五年制，前三年基础课，第四年才开始分专业，此处表述不准确。
“开始了他不安分的人生”，这个“不安分”是什么词语色彩？
4、原文：
进入大学以后，钟扬一边忙着学生会宣传委员的事务。一边坚持每月往家里写信。
那时，学习无线电专业的他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转向用计算机技术研究植物学问题。1984年，钟扬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工作。那是她曾用两年的业余时间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的课程。
回忆起这段往事，钟扬的妻子也感叹：“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非常充足。”
纠错：
“进入大学以后，钟扬一边忙着学生会宣传委员的事务。一边坚持每月往家里写信。”这句话的表述很无厘头。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
钟扬不是在大学期间对植物学产生兴趣的，更谈不到用计算机技术研究植物学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倒置。
钟扬的妻子张晓艳是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专业领域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连个名字都不出现，有这么不堪么？
“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非常充足。”这句话放错位置，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业余听了两年的课程，达不到知识储备充足的水平，张晓艳教授描述的是钟扬经过多年努力后的情景。诸如此类移花接木的生硬粗暴剪切，本文还有多处。
5、原文：结婚没几年，33岁的钟扬就成了武汉植物所副所长。后来，这位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雷厉风行的年轻副局级干部干出一件让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放弃武汉的一切，去上海当一名高校教师。
纠错：
（1）“这位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雷厉风行的年轻副局级干部”，“雷厉风行”和放弃武汉，调到上海工作有什么关联？
（2）钟扬当时从武汉调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担任教授，该院首任院长谈家帧先生是国际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所长是著名生态学家陈家宽教授。反观钟扬，无硕士和博士学位，本科还是非生物学，有幸与大师共事，难道是屈就了？作者一句“去上海当一名高校教师”这样模糊提法，连“教授”都刻意回避，是想与“副局级”制造地位反差吗？作者官本位思想有多LOW啊！
6、原文：
尽管钟扬对生活品质不讲究。但对于“种子”却一点儿也不将就，为了自己的种子事业，他的足迹延伸到了植物学家的“无人区”——西藏。
纠错：
说钟扬“对生活品质不讲究”是严重误读和损人，在此不赘述。
西藏不是植物学家“无人区”，看来老一辈植物学家的故事作者不清楚。
钟扬采集种子是在青藏高原，除了西藏，还有青海。
7、原文：
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1/5。
纠错：
钟扬采集种子是一个庞大的团队行为，不能归为他自己。这是不可混淆，不可含糊其辞的事实。
“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1/5”：不是西藏特有植物，应该是“高等植物”，这个区别很大。
8、原文：
如果说，采种子是钟扬的主业，那么科普则是他最爱的副业。
纠错：
这句话的两层意思都错了，采集种子不是钟扬的主业，科普也不能说是副业，这是所有科学家的职责。
9、原文：
在自博馆建设期间，设计院展览设计部主任为寻找图文写作顾问“操碎了心”。
纠错：
这个双引号莫名其妙，又不是名人语录。
10、原文：
2003-2017年，钟扬共撰写、翻译、审校了十本科普著作。其中不乏《大流感》这样的畅销书。
纠错：
所述作品基本都是合作，不能简单归于一人。比如文中提到的“大流感”，全名《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是钟扬、赵佳媛、刘念翻译，金力审校。
11、原文：
在钟扬的鼓励下，同学们在学校开设了“学与做科学社”。
纠错：
“开设”一个社团？这个词语搭配对么？
12、原文：
而当钟扬的工作重心转到西藏时，他承认，自己的招生名额渐渐倾向这所他心目中的“世界最高学府”。
纠错：
“世界最高学府”，这里的双引号位置错了，应该只引“最高”，这里是钟扬的一句调侃，暗指西藏大学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学府。
即便如此，此处应该加注释，不然学生莫名其妙。
13、原文：
2017年5月的一场讲座中，钟扬曾介绍自己的实验室研究过一种“长寿基因”，他们使用生命期五至七天的线虫作为实验对象，当某种基因被敲除后，线虫寿命可增加五至七倍，有人问，只要敲除一个基因，人是否就可以更长寿。钟扬回答：“这个基因主管生殖，要想长寿必须在一出生就去掉，这意味着你将终生无法生育。
对于钟扬这样的植物学家来说，生命的长短，成为了藏在基因里的秘密。
但对于他个人来讲，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许在与千千万万种生命打交道的过程中，钟扬已经有了答案。
纠错：
这段话是抄资料不求甚解的典型例子。首先，动物基因研究也是钟扬作为生物学家的专业之一，作者还在生硬地往“植物学家”上贴。
“对于钟扬这样的植物学家来说，生命的长短，成为了藏在基因里的秘密。”这句话就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乌龙做法，作为新闻报道尚且可以蒙混，作为语文课本大失水准。
“但对于他个人来讲”——这个“但”字有必要吗？
线虫一例是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在此谈及非常不妥。钟老师的原意是，你要想长寿，就要绝后，这是个选择。此外，线虫基因实验是否可以在人体同样适用？这是个问题。
14、原文：
评阅国家基金委各项申请书
纠错：
“国家基金委”这里应该使用全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不然各类基金太多。
15、原文：
让上海的红树林实现自由生长
纠错：
钟扬教授尝试在上海的海滨试种红树，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众所周知，红树类植物是热带和亚热带潮间带植物，上海的气候条件并不相符。作为“红树北移”的尝试，需要做科普说明，不是一句简单“实现自由生长”可以含糊过去的，说不清楚不如不说。
钟扬教授的很多学术研究在本文都没有提及，何必在此语焉不详地提一句红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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